為瞭清算日本戰犯的罪行，在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在盟國軍隊進駐占領日本的同時，盟軍最高統帥部迅速開展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工作。由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歷時多年，罪行累累，戰犯人數眾多，盟國議定，將所有日本戰犯按罪行輕重程度分為甲、乙、丙三級。甲級戰犯是指從整體和全局策劃、發動和執行侵略的罪犯；乙級戰犯是指違反戰爭法規的現地責任者，即犯違反人道罪；丙級戰犯是指違反戰爭法規的直接執行者，即犯直接責任罪。盟國議定，將甲級戰犯交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將乙、丙級戰犯交由罪行發生所在國傢的軍事法庭審判。
1945年8月30日至9月5日，重慶國民政府空運精銳的、美式裝備的新6軍陸續抵達南京及其附近地區。這是自從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後，中國政府的軍隊第一次回到這塊備受日軍摧殘與凌辱的土地。新6軍擔任南京及周邊地區的警備。從這時起，南京城才真正結束瞭日軍刺刀下的殖民統治。
勵志社審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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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時，南京各處的收音機裡傳來瞭日本東京的播音。先是日本播音員用喑啞低沉的聲音宣佈：“這次廣播極其重要，請所有聽眾起立，天皇陛下現在正向日本人民宣讀詔書。”接著，事前錄制好的裕仁天皇宣讀《終戰詔書》聲響起來瞭。這位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不得不承認日本當時面臨的徹底失敗的處境，“戰局並未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於我”，“如仍繼續交戰，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因此，“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
隨後，何應欽宣佈日軍代表退席。岡村等七人仍由王俊引導離座，肅立，向何應欽一鞠躬，然後魚貫退出禮堂。何應欽起身作答。受降儀式歷時20分鐘結束。何應欽隨即在禮堂發表簡短的廣播演說：“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已於9日上午9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東亞及全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從此開一新的紀元”。
經過約4個月的預審與調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谷壽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所作所為與滔天罪行充分掌握。谷壽夫指揮的日軍第6師團是日軍進攻南京的主力部隊。該師團一路上燒殺搶劫，無惡不作。在谷壽夫的指揮下，日軍第6師團官兵在長江邊、在城南花神廟——雨花臺——中華門一線、在城內各地，對已放下武器的戰俘與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進行瞭連續多日的大屠殺。日軍第6師團官兵的大屠殺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最重要組成部分。谷壽夫的雙手沾滿瞭中國人民的鮮血。
何應欽在驗簽瞭岡村寧次等人的代表簽降的證明文件後，將該證明文件留下。接著，令將兩份分別以中、日文印制的日軍《降書》，交付岡村寧次閱讀簽字。岡村寧次光著腦袋，神色黯然，在無數的眼光與照相機的逼視下，匆匆閱過《降書》，隨即在兩份《降書》上分別簽字，再從上衣右口袋裡，取出圓形水晶圖章一枚，蓋在其簽名之下。岡村簽字時，中外記者莫不抓緊這一稍縱即逝的時刻，拍攝下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鏡頭。岡村簽字後，由小林淺三郎將兩份降書恭謹地送到受降席前，雙手呈給何應欽。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裡號上正式簽署投
新竹月子中心降書。
9時整，受降儀式開始。何應欽先向中外記者宣佈：“攝影五分鐘！”於是，鎂光燈閃爍，中外記者緊張地拍攝電影和照片。9時5分，何應欽命岡村寧次等人呈出簽降的證明文件，岡村轉命小林呈遞給何應欽。
黃埔路“陸總”禮堂的受降儀式
9月16日，廣州受降儀式現場。
9月9日，在南京受降儀式上，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接受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呈遞降書。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臺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該三犯“以屠殺平民認為武功，並以殺人作競賽娛樂，可謂窮兇極惡，蠻悍無與倫比，實為人類蟊賊，文明公敵”，已“構成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在作戰期間，共同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各處死刑”。
9月14日，第九戰區受降儀式在南昌舉行。日軍投降代表笠原幸雄向中國第58軍軍長魯道源呈遞降書。
《中央日報》刊登“日本已無條件投降”的新聞。
1947年4月26日，被判處死刑的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被從戰犯管理所押往中華門外刑場處決。
8時52分，日軍投降代表由王俊中將引導，魚貫入場。他們先到規定地位，立正，向何應欽一鞠躬，何欠身作答，命其坐下。日方代表於投降席就座，岡村寧次居中，面對何應欽，其左側依次為小林淺三郎中將、今井武夫少將、小笠原清，其右側依次為福田良三、諫山春樹、三澤昌雄。七人都身穿日軍軍服，未佩帶軍刀，就坐時岡村寧次將軍帽脫下置於案頭，其他人則始終將軍帽握在手中。日方譯員木村辰男著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勢，立於岡村寧次身後。
駐南京的日軍各機關、各部隊軍政人員與日本僑民，在聆聽瞭天皇的廣播後，一些人驚慌失措，長跪在南京的大街上仰天長嚎，還有一些人以自殺表示自己的對抗與絕望。南京的廣大中國民眾則是一片歡騰。
日本宣佈投降: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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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時45分，日軍投降代表7人，分乘3輛汽車，由中國陸軍王武上校引領，到達“陸總”廣場下車。他們是：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參謀小笠原清中佐、日駐華海軍艦隊司令官福田良三海軍中將、日第10方面軍（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日第38軍（印度支那北部駐軍）參謀長三澤昌雄大佐。他們代表日本“中國派遣軍”、駐臺灣軍與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駐軍向盟軍中國戰區投降。按照事先約定，日軍代表解下他們佩帶的軍刀，並將軍刀分別呈獻：岡村寧次所佩軍刀恭獻何應欽，小林淺三郎所佩軍刀恭獻陸軍參謀長肖毅肅，今井武夫所佩軍刀恭獻陸軍副參謀長冷欣。
但是，日本駐南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仍不願接受這個事實。他在率總司令部全體官兵收聽瞭天皇詔書後，當場向部屬作瞭“謹遵詔命，發揮百萬派遣軍的核心作用”的訓示，但他隨即又致電東京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聲稱：“派遣軍擁有百萬大軍，且連戰連勝……以如此優勢之軍隊而由軟弱之重慶軍解除武裝，實為不應有之事”。
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義性。它和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一道，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發動侵華戰爭、制造南京大屠殺等暴行，進行瞭認真的清算，用法律的形式，將日本法西斯戰犯永遠釘在瞭歷史的恥辱柱上。
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大規模集體屠殺共有二十八案，屠殺十九萬多人；零星屠殺有八百五十八案，屠殺約十五萬人。總計日軍屠殺中國戰俘與難民達三十餘萬人。對谷壽夫“處死刑”。4月26日，谷壽夫在雨花臺刑場被執行槍決。
勵志社舊影。谷壽夫、高橋坦等案件在勵志社審判。
《降書》的內容共有九條。它不再像裕仁天皇的《終戰詔書》那樣語意含混曖昧，有意回避“無條件投降”這幾個字，而是鮮明地宣告：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降書》寫道：
上午8時51分，何應欽率中國受降官四人先行入場，在受降席就座。這四位受降官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陸軍參謀長肖毅肅、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空軍第一路司令張廷孟。何應欽居中，其左側依次為陳紹寬、張廷孟，其右側依次為顧祝同、肖毅肅。
1947年3月10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長石美瑜宣讀瞭對谷壽夫的判決書：
8月17日，岡村寧次派遣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率隨員從南京飛往杭州，通過偽浙江省省長丁默邨，與重慶國民政府第三戰區的顧祝同聯系，準備去江西玉山洽談投降事宜。在當日，岡村寧次接到蔣介石的指示，因江西玉山機場被暴雨破壞，日軍洽降代表應轉赴湖南芷江。於是，今井武夫一行從杭州回到南京，於8月21日飛抵湖南芷江，與何應欽洽談有關日軍投降各項事宜。今井武夫於8月23日飛回南京，向岡村寧次報告瞭洽降的情況。
中國國民政府依據上述盟國發佈的一系列宣言、決定、通告的精神，開展對日本乙、丙級戰犯的審判工作。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接著，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分別對在南京大屠殺中犯有重大罪行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這三名丙級戰犯進行審判。
何應欽復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命令第一號，連同命令受領證，仍命蕭毅肅交付岡村，岡村於受領證上簽字蓋章，命小林送呈何應欽。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
9月9日晚8時，岡村寧次向全體駐華日軍下達投降命令。9月9日中午，冷欣即奉何應欽之命，從南京飛赴重慶。第二天，9月10日上午，在重慶國府禮堂，冷欣將日方的一份降書，呈交國府主席蔣介石，正式完成瞭整個受降手續。
何應欽對兩份降書加以檢視後，簽名蓋章，旋以降書一份，命蕭毅肅交付岡村，岡村起立接受。
第二天，即8月28日，岡村寧次在今井武夫陪同下，親自前往薩傢灣1號，拜會冷欣。冷欣向岡村寧次轉交何應欽新發來的致日軍的第8至第13號備忘錄。
1945年9月8日中午12時1刻，中國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盟軍中國戰區受降主官何應欽從湖南芷江飛抵南京，由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發動的各機關代表到機場迎接。日方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等將領，另成一列，肅立恭迎。
上午8時30分，中外來賓陸續簽名入場。
……
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黃埔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原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禮堂廣場的四周，旗桿林立，旗桿上高高飄揚著52個盟國國傢的國旗；禮堂的正門上，懸掛著中、美、英、蘇四國的國旗。禮堂內，面朝大門的正面墻上掛有孫中山的遺像，遺像的下邊點綴著紅色的“V”字形符號與“和平”兩字。遺像對面的墻壁上，並列懸掛著中、美、英、蘇四國領袖的肖像。在掛有孫中山遺像的正面墻前，放有一張長桌，上鋪白佈，為受降席。受降席的對面也有一張長桌，為投降席。在受降席的兩邊分別是中外貴賓觀禮席與記者席。樓上是一般人員觀禮席。在軍校與禮堂的各個入口處與要道口以及各國國旗的旗桿下，在禮堂受降席與投降席每張座位的後面，都有武裝的士兵與憲兵守衛，戒備森嚴，氣氛嚴肅。應邀前來觀禮的外賓及中國官員、中外記者共計405人，其中中國軍官219人，中國文職官員51人，中國記者52人，同盟國代表47人，外國記者36人。中國重要官員有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江蘇省政府主席王懋功、南京市市長馬超俊、接受計劃委員賀衷寒，以及李明揚、鄭洞國、冷欣、廖耀湘、蔡文治、彭孟輯、谷正綱、丁惟芬、顧毓琇等，外國來賓有美國陸軍少將麥克魯、準將柏德若、海軍少將邁思斯、英國海思少將、法國保義上校以及加拿大、蘇聯、荷蘭、澳大利亞等國的軍官多人。
從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國政府在各地逮捕日本乙、丙級戰犯，以及由中國駐日代表團引渡的日本乙、丙級戰犯，共2357名。1945年11月6日，中國國民政府成立“（日本）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作為中國國傢處理日本戰爭罪犯的最高權力機關，秦德純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成立後，從1945年12月16日到1946年5月1日，分別在南京、漢口、廣州、沈陽、太原、北平、徐州、上海、濟南、臺北等十處成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分別審理各地區的日本乙、丙級戰爭罪犯；同時制訂瞭審判日本乙、丙級戰爭罪犯的《戰爭罪犯處理辦法》等七種法規與《戰爭罪犯審判條例》，對日本乙、丙級戰犯從檢舉、逮捕到審訊、判決、行刑等整個過程可能涉及到的各方面問題，都作瞭較為詳細、嚴密而又較為合理的法律規定。
在中國各地“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審判最為重要，影響也最大。
1946年2月15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成立，由五名軍法審判官和一名軍法檢察官組成，石美瑜少將任庭長，宋書同、李元慶、葛召棠、葉在增任審判官，王傢楣任主任檢察官，另設書記官、通譯等職。後以陳光虞任首席檢察官兼任公訴人。
1946年5月27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勵志社總部禮堂設立法庭，開始對日本戰犯審判。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第一個提起公訴和審判的對象，是戰犯酒井隆。此人是日本侵華的重要代表人物：在1928年任日本駐濟南領事館武官時，一手策劃和制造瞭“濟南慘案”；1934年8月，調任日本駐天津的“支那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參謀長；1935年7月，他親自起草瞭所謂“何梅協定”，威逼、羞辱中國政府代表何應欽，在何應欽未簽一字而僅作一短函答復的情況下，就強行宣佈“何梅協定”簽訂，把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各級黨部及中央軍、東北軍逐出華北。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酒井隆在華北、華南廣州、香港等地，率軍攻城略地、燒殺淫掠，犯下累累罪行。
經過3個月的審理，1946年8月27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定酒井隆為第一號戰犯，判為死刑；1946年9月30日在南京雨花臺將其槍決。
在這前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以及南京社會各界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進行瞭充分的準備。因松井石根被定為甲級戰犯，必須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不能移押南京；指揮南京大屠殺的其他日本元兇柳川平助、中島今朝吾等人已死，朝香宮鳩彥因是日本皇族，被盟軍總部下令免於法律追究，隻有第6師團長谷壽夫被定為乙級戰犯，於1946年10月16日被引渡押解來南京，羈押於小營戰犯拘留所。1946年10月19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開始提審谷壽夫。
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的時間，由蔣介石選定為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三九”——這是中國傳統的吉利喜慶時刻。典禮地址原擬假國民政府禮堂舉行，後幾經籌商，最後擇定黃埔路陸軍總司令部大禮堂。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在中國人民英勇、頑強的反抗鬥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共同打擊下，終於在1945年8月遭到瞭徹底的失敗。
1947年2月6日至8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勵志社設立法庭，對谷壽夫進行3天公審。參與旁聽的人數多達上千。庭長石美瑜宣佈公審開始後，公訴人陳光虞宣讀起訴書，指控谷壽夫在侵華戰爭，特別是在南京大屠殺中犯下的罪行。法庭傳訊瞭數百名中外證人出庭作證，出示瞭大量人證物證；公佈瞭南京各社會團體對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多份調查筆錄與調查總結報告，陳列瞭由法庭所挖掘的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的屍骨與勘驗筆錄；同時法庭出示瞭侵華日軍為炫耀“攻略南京”戰績而拍攝的電影紀錄片、日軍第6師團官兵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寫的日記、日本報刊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刊登的報道文章以及日本隨軍著名作傢石川達三所寫的反映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紀實文學《活著的士兵》，宣讀瞭戰時美國《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寫的《南京大屠殺目睹記》；出示瞭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於1938年初編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等等，共達四五千件證據。這些鐵的證據確定谷壽夫等日本戰犯在南京大屠殺中不容抵賴的事實。
1945年9月9日上午，南京天氣晴朗，秋陽高照。城內城外，彩旗飄揚，大街上搭起瞭一座座用青松翠柏裝飾的高大牌樓。
九、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中任何人員對於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嗣後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遲延情事，各級負責官長及違反命令者願受懲罰。
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軍吉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的殺人狂。野田毅、向井敏明是日軍第16師團中的兩名少尉軍官，在進攻南京期間，以“百人斬”為目標進行“殺人比賽”，殺害已放下武器的戰俘與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數百人。1937年11月底到12月中旬，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等報對此二人的暴行連續四次作瞭詳細報道，還刊登瞭此二人手持殺人軍刀的合影照片。田中軍吉是谷壽夫所部第6師團中擔任中隊長的大尉軍官，在進攻南京與大屠殺期間，以“助廣”軍刀殺害瞭三百餘名戰俘與無辜平民。
裕仁實際上是宣佈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但他在《終戰詔書》裡卻刻意回避瞭“投降”這個字眼。自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軍國主義就積極對外擴張侵略，對中國人民與亞洲人民犯下瞭無數罪行，在這天，終於走到瞭末日。
1947年12月18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宣判：
8月27日下午2時40分，以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中將為首的“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一行159人，另有即將進駐南京的新6軍前進指揮所官兵52人，攜電臺一部，指揮車兩輛，分乘7架飛機，從湖南芷江飛抵南京大校場機場。當晚冷欣在這裡正式設立“前進指揮所”，下分設一、二、三、四、特科、政治、總務、警衛共8個組。
1948年1月28日，三犯在雨花臺刑場被執行槍決。
據統計，從1946年5月到1949年4月30日，在約3年的時間中，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理的日本戰犯案件共有200餘案，共24人。其中，審理師團長以上的高級將領有十五名，即酒井隆、谷壽夫、磯谷廉介、高橋坦、小倉達次、福田良三、野地嘉平、菱田元四郎、內田孝正、船引正之、落合甚九郎、三浦忠三郎、原田清一、松井太九郎、岡村寧次，這些人被定為乙級戰犯；另審理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栗巖尚治、黑瀨平一、伊達順之助、梨田壽男等七名日軍中下級軍官與大庭早志、中野久勇兩名日本憲兵，這些人被定為丙級戰犯。審判結果為：處死刑五人，處終身監禁兩人，處有期徒刑十二人，無罪釋放二人。
1945年8月，在中國人民英勇的反抗鬥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共同打擊下，日本軍國主義遭到瞭徹底的失敗。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是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制造南京大屠殺等暴行進行的一次清算。
岡村寧次又收聽到蔣介石通過廣播電臺發給他的命令，主要內容是關於日軍投降事宜的六項原則，日軍在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後，“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蔣介石命令岡村寧次派代表至江西玉山，洽談投降事宜。
1945年8月21日，芷江洽降會場。
本文來源： 團結報文史e傢 作者：經盛鴻
責任編輯：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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