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詩人難以忘懷並感動得柔腸寸斷的，乃是體現許多人的願望的事情，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間。」 ─聶魯達
四年前的三月十九日，我跟好友驅車前往大度山，拜訪一位詩人。那時候，心情非常激動。木棉花落了一地，夕陽斜照在筆直的路面，彷彿一個新的國度！天真的變了。然而總算又過了四年，這四年我們是熬過來了，頭頂還是一片烏雲攏罩，卻並沒有加深我的驚恐。
算一算，離這次總統大選也只剩下四十幾天了。一方面是自己仍在醫院裡，焦頭爛額地實習；一方面，有許多抽不離開的瑣事綑綁，突然覺得，好像離這場選舉很遠、很陌生。彷彿那並不是一場家鄉的事。我訝異自己怎麼會在這個緊要關頭，還那麼冷眼。但是的確，現在轉開電視，看各個候選人的造勢晚會，已經不再像四年前那麼熱衷、投入，那麼願意細慢地去咀嚼所支持的候選人的任何一句話。
已經不再親身參與各個選舉場子，不再搖旗吶喊。那些理性與荒唐交錯的往事依舊歷歷在目，如今接收公共事務的資訊，卻完全只從媒體而來。有時候覺得讀報紙實在太慢，乾脆只看電視。但看了看又想要關掉。其實早已經厭煩螢光幕上的語言。「抹黑」、「抹紅」、「痛批」、「A錢」、「說清楚講明白」......這些膚淺的選舉文字，令人不勝其煩，耳根不得有一刻清靜。
剛剛出了一本詩集，書還沒上架，心情也來不及調整。突然覺得，寫詩的難道不應該在這個紊亂的語言時空裡面，跳出來講些話？在這個青紅不分，任何人做過一件事、講句話都可以否認的社會，我們需身處的是怎樣的語言環境？主導過那麼多不公與不義的政治人物，如今仍可以振振有詞直指著民主的倒退，我們目擊的世界有幾分真實？很多時刻我感到巨大的落寞，因為不知道，我們寫詩的要怎樣擔負起淨化這個社會的心靈、提純我們的集體記憶的責任。爲此我竟日感到不安、感到氣餒，感到自己的離群，愈來愈成為一種必然。
那時候寫詩，大部分都跟政治、文化有關。我給二十三歲的自己的挑戰，是以我稚嫩的年紀寫詩，能否撇開慘綠的情竇，以詩的語言，參與公共論述的可能。因此我的詩大部分是生澀、冷硬的。即便是情詩，也多少刻意連帶了一些雙關的批判意涵。身為一個都市小孩，我沒有深刻的泥土記憶；我也不寫兒女私情、不寫在朋友們間流行的、後現代解構式的獨白。我的詩因而幾乎著墨在「人」的觀察。我寫眾生樣態、社會病理。然後出了書。
沒有包裝、沒有新書發表會，也沒有暢行無阻的鋪書通路，詩集就那樣躺在出版社的儲藏室。寫詩的人都會有一種感覺。當有人知道你寫詩，他們的反應不外乎：「喔，你寫詩啊？」但是同一個問號，參雜了很多種情緒。也許是疑惑兼景仰，也許是冷眼嘲諷。但是詩人通常也有一種自戀的情操，就是以詩明志，誓言以語言反映民族的心靈。這樣說或許有點誇大，卻沒有什麼不對。
有一群詩人是噤啞的，因為他們的詩從來根公眾事務都無關。也有一群詩人定會跳出來發表意見，因為他們的詩本來就是拿來感慨社會的。我喜愛的智利詩人聶魯達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嘆道：「我料想，文人之間的糾葛在世界各地都一直存在，並會繼續下去。」他以一個外省人的身分親熾土地、被土地放逐，但他仍告訴我們，如果不瞭解智利森林大火，也不會了解我們的星球。以寫詩的身分，重新親近人群、社會、時代，許多觀點會突然變得迥異。而我所直接感受到的是，在這個舉國瘋狂的敏感時刻，島嶼的語言突然間變得了無新意。島民只懂得沿用媒體的語言溝通，失去了創意和純真，也失去了氣質和內涵。那麼詩人在此時，又要怎樣拿捏自己的角色？
台灣社會雖然擁有得天獨厚的民主的進程，卻很可惜地，的確缺乏理性對話或自省的機制，以至於每件時事，都要拿來讓人大吵一翻，隨便連帶。所有人都可以取得看似合宜的發言權，對任何人事進行「痛批」。而詩人，詩人都躲起來了嗎？有人說詩人總是擁有特權，因此他們不須要參與那一場場味如嚼蠟的痛批、臭鬥，他們可以選擇瑟宿一角，繼續玩弄自己繽紛的語言，也可以在困苦絕望中仍繼續歌唱絕望。或者，他們可以選擇擔負起重新塑造社會理性的責任。他們要用精練的語字，反省社會上的不義；用謙卑的胸懷，去包容社會蕪雜的現實。他們沒有空閒喃喃自語，沒有空操弄華麗文字，詩人甚至沒有感性的權利。
在嚴重傾斜、紛紛擾擾的島嶼，詩人只能用最簡白的話語，陳述社會的體質；他們只能用最精短的文字，體現島嶼長久的歷史脈絡。他們像一群衣衫襤褸，剛出了埃及的希伯來人，在拋荒的曠野中尋找、喚回曾經漠然的自己，也告訴他們四圍的人，如果沒有奢侈的生活，沒有經濟來源，沒有成就感、榮華富貴，沒有虛榮也沒有來生，他們還要怎樣艱困地走下去，也沒有回頭的餘地。
韋伯這樣說：「政治不是鬥爭、不是行政、不是脫離實際生活，而是對於生活方式的討論與決策。」我寫詩。我也投票。寫詩好像跟投票沒什麼關聯。但是在我們的語言權如此被蹂躪的現實底下，我的詩句就是一張票。或許這是很化約的看法，或做法，但縱使迷濛的夜你想保持岑寂，你在一片泥濘的土地上踏尋，難保沒有那麼一點動靜。
我害怕在哪個選舉的場合，會被要求朗一首自己的詩。然而前輩詩人正打算這樣做。但我卻不預期在那硬梆梆的政治演講之後，密密麻麻的群眾會向他脫帽致敬。在島嶼，你的詩句再如何激昂憤慨，充其量只是空谷的回音；在島嶼，群眾只是政治人物拿來燃亮自己的簼火，而不是詩人拿來滅頂、然後昇華自己的浪花。
於是我仍會選擇，走向投票間！當斗大的看板上寫著「讓大家都賺錢」，我仍繼續以詩抗議政治人物只顧拼經濟，而忘了文化的醜陋；也繼續謳歌，關於福爾摩沙的種種美好。我不能停止一切的動身，當我回憶從前擁抱過的感動，當我還擁有一絲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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