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與其問「中國是什麼？」不如問「我們自己是什麼？」自私和玩世不恭的全球性傳染病中，每個人都是一個文化「個案」，那回答裏有一個人的自我選擇。此刻人性面臨的困境，甚至比冷戰時期更嚴酷，但它能否構成深度，激發我們文學的能量？
二○一○年是中國的虎年。中文有個成語「與虎謀皮」，說的是有人和老虎商量，希望老虎交出自己美麗的虎皮。那不是在貶低老虎，而是在諷刺人的愚蠢。可這種蠢事並不少見。剛過去不久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很多人聽到了深山虎嘯。從今天回頭看，我們能從其中學到什麼？
對去年十月以中國為主賓國的法蘭克福書展，沒人感到高興。
書展主辦者當然不高興，因為期待中的「中國熱」不僅沒熱起來，反而兜頭被澆了一盆冷水。由於試圖取消對中國持不同政見作家的邀請，又在研討會上向「堅持原則」的中國官方代表團道歉，思想上、道義上遭到雙倍慘敗。
但中國政府也不高興，本來以為挾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威勢，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一定呼風有風、喚雨得雨，誰知錢並不能買到一切，「文化奧林匹克」的奢華，恰恰襯托出思想專制暴露在世界面前的灰頭土臉。
同樣，中國官方作家也不高興，成功者如莫言、余華，本來希望從法蘭克福走向世界，獲得比中國更高的名譽、更多的金錢，但一場意識形態風暴，迫使他們「朦朧」不得，而必須清楚表示自己的立場。領導要退場就得退場，要表態就得表態。連技巧純熟的「變臉」遊戲，也玩不下去了。
最後，就連風暴中心的中文獨立作家也高興不了，雖然整個書展期間，我們頻繁出現在各種報紙、電視、廣播上，但連篇累牘的熱鬧中，除了重覆背熟的冷戰套話、意識形態口號，有什麼基於今天中國生存和文化複雜性的新穎討論？更別提作家獨特的思想和文學創見了。「政治」也能一種「市場」。它的非黑即白，同樣在取消思想、藝術的個性。是什麼讓法蘭克福書展出了錯？在二十一世紀，又當了一回向中國政府這隻老虎「謀皮」的蠢人，卻白白失去了一個深刻交流的寶貴機會。
》視而不見真正的文化中國
法蘭克福書展令人不高興的原因，歸根結柢，是與現代轉型中豐富的中國擦肩而過，又迴避了世界上每個人必須面對的「中國提問」。它既沒觸及中國的、也沒觸及我們身邊的現實。
事實上，當代中國文學並非完全令人失望。從七十年代末「朦朧詩」以來，當代中文詩始終令人興奮。文革災難的「噩夢靈感」、貫穿八十年代的歷史和傳統反思、「天安門大屠殺」後的流亡寫作、在當下權/錢全球化中堅持「個人美學反抗」的自覺，產生了一系列精彩作品。但書展上呢？除了偶然身在德國的蕭開愚，一個中國大陸詩人的影子也沒有。與詩歌的想像力遙相呼應的另一個極端，是直面現實的紀實文學，從拒絕遺忘黑暗過去的《夾邊溝紀事》（楊顯忠），到為九億農民申冤的《中國農民調查》（陳桂棣、春桃），從讓小人物直接發聲的《中國底層訪談錄》（廖亦武），到冒險調查食品污染事實的《民以何食為天》（周勍），可以說，在缺乏法律公正、新聞自由的中國，紀實文學已經建立起一個小小的「傳統」，使文學保持了生存的奪目詩意。這加倍襯托出書展的空白：出版了著名《中國底層採訪錄》德文譯文的廖亦武，獲得了邀請卻公然被中國政府禁止出境。確實，由於許多小說家不顧思想控制下市場的畸形，太追求商業成功，中文小說儘管數量龐大，質量上卻是一個弱項。但就我所知，仍然有若干作家如張煒（《古船》、《九月寓言》）、韓少功（《馬橋詞典》）、劉震雲（《遍地黃花》）、李銳（《無風之樹》）、閻連科（《為人民服務》）等等，在盡可能嚴肅的思考、認真的寫作。
與此相對，書展上的中國官方作家代表團，是個純粹的旅遊團。上百人裏，絕大多數沒有一個字被翻譯成德文，一到達法蘭克福，就被關進離城幾十公里、出門漆黑一片的旅館，「坐完」開幕式，立刻被派往其他城市，哪有和德國作家、讀者交流的機會？
更被忽略腦後的是九十年代以來的「網上中國」，那才是中國民意表達的主要途徑。它的批判性如此活躍，甚至當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還沒結束，網友們就已經對那假大空地利用文化罵聲一片。其中湧現的如韓寒等年輕作家，對數億網上讀者影響極大。那個文化轉型充滿活力的中國，遠比意識形態中國有趣得多。
》過於簡化對中國的理解
可惜，法蘭克福書展「與虎謀皮」在前，「與狼共舞」在後。
先是希望中共顧全「面子」，和持不同政見者坐上同一張研討會的桌子上，遭到拒絕後驚慌失措，又試圖取消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邀請、甚至阻止他們發言。
這支序曲之後，整個書展只剩意識形態話語鋪天蓋地的轟鳴。媒體也回收著塵封的冷戰知識，抹著嘴贏得了市場大豐收。可喧囂之間，我總感到一種空洞。
「政治正確」的辭彙在頭上飛來飛去，好像是炮彈，可細看無非是爆竹，響亮而缺乏殺傷力。當一切遵循口號的邏輯，由「共產黨」劃線，只剩贊成或反對，結果一定是簡單化。不僅簡單化了對中國的理解，更簡單化了「中國問題」對全世界的啟示。那遠遠超過冷戰式的專制、民主對立，而標明了當今人類比經濟危機深刻得多的思想危機。
中國的自相矛盾詭譎怪誕。一方面，它明確堅持傳統的共產黨專制；可另一面，又實際上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老大哥」，通過它的國民生產總值、特別是專制體系下人為低工資創造的超額利潤，把住了資本主義的命脈，玩弄西方政客一如玩弄自己的「人民」，同樣輕鬆自如遊刃有餘。
於是，我們看到，奧巴馬、默克爾以下幾乎所有西方政治家，訪問中國時說的那幾句關於「人權、民主」的話，與其說為勸誡中國官方、不如說是敷衍國內媒體和選票，說過之後趕快坐下談買賣，哪管那些話有什麼結果。即便如此，「老大哥」也仍要表示不滿。去年耶誕節那天，中國政府判決作家劉曉波十一年徒刑，僅僅因為他是溫和、理性地為民主建言的《零八憲章》的作者，並組織了三百多獨立知識份子共同簽名。精心挑選的判決日期，不是借假期躲避西方媒體，而是一記直接抽在西方（或把人權原則和西方文化相聯繫的）抗議者臉上的大耳光！因為中國政府算準了，和可能的經濟、黨派利益比，受辱的「民主國家」只能忍氣吞聲，而不會有任何實際的抗議舉動。
那麼，這場遊戲中，誰更自相矛盾？是中國官方？還是號稱民主的西方？人得墮落到何種地步，才能對這種自相矛盾視而不見？一種思想上的無奈和無力，病毒一樣蔓延在這個假話加空話、實用加虛為的世界上。一個詞、義徹底分裂的世界：人什麼都能說，卻什麼都不意味！
》保持全方位自覺的批判性
因此，在今天與其問「中國是什麼？」不如問「我們自己是什麼？」
自私和玩世不恭的全球性傳染病中，每個人都是一個文化「個案」，那回答裏有一個人的自我選擇。這解釋了，同一種專制壓力下，為什麼作家的應對可以截然不同？有人沈默屈從，有人油滑加入，也有人特立獨行，不惜為此在祖國之內或天涯之外流亡。
當代「走紅的」中國作家，有最令人眩目的舞蹈身段。阿來的《塵埃落定》裏，西藏題材是寫給西方人看的，解放軍進駐藏區是寫給黨看的，而愛情加色情是用來賺讀者的錢的。你能說這不算一種天才？
中國作家玩政治，玩文學，玩市場，那已經遠不止官方或自我查禁那麼被動，而是主動追求權、錢利益。這關係到對「人與文學」的根本定位。本來，共產黨中國就是一個非中非西、亦中亦西、在文化上雙向失控的怪胎，現在它更挑戰著人性的底限。有了純利益這面鏡子，西方喋喋不休的「人權」、「民主」，暴露出塑膠花似的空洞。
書展上柏林DAAD安排的高行健和我的討論，正以此為前提。所謂獨立思考，就是在西方、古代中國等等「他者」之間，作一個主動的「他者」，從而保持全方位自覺的批判性。這也在鑒別危機中的文學：它真有存在的意義嗎？它和生存間能否重建一種深刻的聯繫？而不是淪為空洞世界的空洞裝飾？
這次，「噩夢的靈感」應該讀成：中國的「噩夢」──世界的「靈感」。此刻人性面臨的困境，甚至比冷戰時期更嚴酷，但它能否構成深度，激發我們文學的能量？
中國主題的法蘭克福書展是一次悲哀而有益的嘗試。與其說它回答了問題，不如說它提出了問題。或許，它的提問遠比人們曾想象的更多更深。如何應對？可能還要用我關於「詩是什麼」的回答：「從──不可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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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轉貼自中時電子報 ／圖片來源法蘭克福書展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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