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一直有不同的朋友很喜歡問我一個問題：「善祿，你怎麼不會想到要去國外留學？」這個問題倘若出現在十幾年前，我可能會考慮一陣子，因為那個時候的我還在讀大學，對於是否選擇「戲劇這條路做為一生的志業」（先師姚一葦的自況），還不是那麼篤定，不過對於戲劇與劇場開拓我在文字閱讀之外的思維與視野，卻已著迷不已，也因此我可能是當年英文系同班同學裡頭，最不積極，甚至是根本沒有打算考託福、GRE等語言認證資格的少數怪ㄎㄚ，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曉得這些語言認證考試長得是圓還是扁。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與台灣戲劇界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舉凡看戲、評論、教學、社會參與等等幾乎都有程度深淺不一的涉入，再加上我其實是個隨遇而安的人，生平無大志，有沒有一張國外的文憑對我來說，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尤其這幾年，看過太多領略過「歐」風「美」雨「日」曬的返台碩博士留學生，傑出的人才實在少之又少，有些人的研究論題與方法論根本搬不上檯面，充其量就只是個速成的「訓練過的狗」（拾愛因斯坦的牙慧），沒有自成的體系，沒有帶回什麼不一樣的視野，有很多更只是跑到國外去研究台灣的劇場，這真是太滑稽了！有人說這樣子的論文看在指導教授的眼裡比較有價值，策略上也比較好過關，我驚訝這些人竟然也成了東方主義與異國情調的幫凶，可是偏偏他們的論文與本地長期觀察劇場脈動者的文論一比之下，又粗淺不值，把自己搞得裡外不是人。
還有些傢伙自認為喝過一點異地的墨水，一回到台灣，就東抱怨一個，西數落一個，光說不練，盡想辦法在媒體夾縫中找自己露臉的機會，可偏偏那點墨水，實在不夠盡其揮灑，常常是三兩下就捉襟見肘。
我很喜歡自己現在的「移旅」狀態，在戲劇/文學/出版/教育/媒體/學術之間遊移，不與任何人結黨營私，樂於幫不同領域或不認識的朋友搭橋，雖然身在外界所謂的「學院」（尤其是本校過去的名字就叫做「國立藝術學院」）體制內，但仍保有犀利批判的筆鋒與態度，並以台灣現代劇場田野調查工作者的姿態，企圖與藝術展演為重的校風與系風劃清界限，我認為劇場在台灣，應該要開始開發其社會應用的面向與價值了，舉凡社區工作（社區劇場、劇場與政治）、教學（DIE、TIE）、心理諮商（戲劇與心理學）、藝術治療（戲劇治療）、經營行銷（劇場經濟學）等，都亟待開發。
當我翻開我的萬用手冊裡頭所累積的上千人的聯絡方式，當我打開Outlook Express通訊錄中數千人的電址，當我想著我還有好多台灣現代劇場左派系譜的工程要整理要研究，當我看著一室上萬冊的書與非書資料，當我盤算著我一個禮拜要看兩到三齣的戲，當我每天搭捷運觀察各色人等、並思索著每一篇的評論文章的架構與批判點，當我看到那一大落一大落不知所云的論文，我想，台灣戲劇界可能不需要我，但我，需要像蔣渭水寫〈台灣診斷書〉一樣繼續為台灣劇場把脈，即使這條路是孤獨的。
這樣想，這樣說，這樣做，應該已經回答了本文最開始的那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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