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右人像為幸德秋水（1871-1911）之師木戶明（1834-1916），圖左人像為片山潛（1859-1933）之師岡鹿門（1833-1914）。片山、幸德等明治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儘管有不同的立場和思想傾向，但藉由在木戶或岡所設立的漢學塾裡修習漢學，智識與身心均有所成長，後日在面臨西方文明的衝擊時，能從容不迫將之化為自己的血肉，從而樹立日本式的特色，為近代日本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



五、漢學塾教育的共通影響

明治時期，漢學塾作為教育組織的一環而存在。明治的社會主義者，如片山潛和幸德秋水，所受的教育除了在新式學校，也在傳統的漢學塾裡進行。兩人的身上，可以尋得昔日漢學塾教育所留下的相似的影子。

明治時期的日本，職業和居住的限制獲得解放，階層的流動較以往迅速。身處變動的社會和實力至上的時代，青少年對立身出世的欲望變得積極、熱烈[52]，渴望藉由讀書和學問改變自己的身分，以便追求美好的未來。片山在小學輟學後，入有功學舍繼續學習生涯，向學之心越發堅定，其後還以優異成績考取岡山師範學校。幸德即使在小學受教育，也到修明舍修習漢學，中學廢校後，又入遊焉義塾，總之不使學業中斷，且能深入學習漢學。在近代教育體系尚未確立的期間，漢學塾或作為接續小學階段的類似中學的角色，或作為傳授漢學知識的補充教育的機構，讓片山和幸德實現立身出世的夢想。

漢學塾裡的漢學教育從漢籍的素讀開始。漢籍的素讀是透過反覆誦讀詞句而由詞彙的聲響和節奏把漢語的形式刻印在幼小靈魂裡的學習課程。縱使不能理解其意，也因文章聲響和律動的型態與身體化合為一而能有所體會[53]。漢籍裡的儒家思想由素讀的形式直接傳遞出去，鍛鍊了魂魄，塑造了人格。片山自信心的拾回、遠渡美國的雄飛氣概以及幸德豪壯的志士仁人觀，都是得自漢學的學習。漢學塾從素讀、會讀到輪講、講釋的系統化學習方式，開啟了兩人為學的門徑，即使日後面對西洋傳來的學說思想，也因為有過研治學問的經驗，而能自由出入其中，並將東西兩方的學問融合為自己獨特的社會主義思想。

片山和幸德的漢學塾老師木戶明、安達清風和岡鹿門三位，不單是治學和教書的學者，在幕末都曾為維新事業奔走，具志士的氣魄和風格。在其門下學習，受其身教，多少也會沾染志士的氣息。不過，兩人的師長們出生在一八三○年代的江戶末期，到明治時他們很多東西已顯得老舊過時，像幸德就對木戶干涉式的管教方法極為反感，而片山也坦承漢學是與現實脫節的學問。在明治的新時代，從漢學塾的教育裡獲益良多，但時勢之所趨，確實讓兩人體認到漢學塾所隱含的落後層面。

姑且不論影響是正面或負面的問題，片山和幸德之類的社會主義者，幼、少年所受的漢學塾教育，較西方學問先擔起指導趨引的責任，影響及於一生。

六、結語

如同片山潛和幸德秋水的實例所示，明治社會主義者儘管有不同的立場和思想傾向，但將其聯繫在一起的因素之一便是漢學塾教育。藉著學習漢學，智識與身心均有所成長，後日在面臨西方文明的衝擊時，能從容不迫將之化為自己的血肉，從而樹立日本式的特色，為近代日本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

明治社會主義者之中，受過漢學塾教育的不只片山和幸德，尚有木下尚江（1869-1937）、大杉榮（1885-1923）等人，也值得作比較討論。總之，明治時期社會主義者的形成之路，透過與漢學塾教育之間的關聯的探討，將有助於獲得更進一步的闡明。


注釋：

[1]為了避免漢學和儒學指涉混淆的情況發生，文中提及的儒學是作為漢學的教養之一，包含在漢學裡，而不是漢學的代稱。
[2]近代以來日本的傳統思想和外來思想呈現混居的局面，是丸山真男的論點。詳見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61），頁8、9。
[3]這也有例外的情況，如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學說，就表現出強烈的儒家思想。
[4]參見生馬寬信編，《幕末維新期漢學塾の研究》（廣島：溪水社，2003）。
[5]參見Margaret Mehl,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in Meiji Japan: The Declin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Kangku Juku（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3）。Margaret Mehl另有一篇有關明治漢學塾的論文被譯成中文，亦可視為此書精華的濃縮版，參見Margaret Mehl著，陳瑋芬譯，〈明治時期漢學私塾之教育功能〉，收入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351-373。
[6]大河內一男在《幸德秋水與片山潛：明治的社會主義》第三章和第四章裡詳細描述了日俄戰爭後幸德、片山兩人朝相反方向邁進的過程。詳見大河內一男，《幸德秋水と片山潛：明治の社會主義》（東京：講談社，1972）。
[7]詳見神邊靖光，〈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漢學塾──漢學者の教育活動〉，收入生馬寬信編，前引書，頁18-20。
[8]根據Margaret Mehl的統計，到明治五年為止，五年間東京至少有三十一間漢學塾設立，詳見Margaret Mehl,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in Meiji Japan, pp. 46-50.
[9]參見Margaret Mehl,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in Meiji Japan, pp. 30-35；入江宏，〈明治前期「漢學塾」の基本的性格〉；藏原三雪，〈洋學學習と漢學教養──幕末維新期の學問動向のなかで〉，收入生馬寬信編，前引書，頁46、47、50、51、77-81；劉岳兵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361、362。
[10]入江宏，前引文，收入生馬寬信編，前引書，頁46。
[11]詳見Margaret Mehl,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in Meiji Japan, pp. 181-186、196-200.
[12]在引用片山潛遺留的史料時，須注意其自傳有三個版本。筆者所引用的是被視為其自傳的決定版的《我的回想•上》（《わが回想•上》），並參酌另兩種自傳。關於對片山三種自傳的討論，詳見大原慧，〈日本の社會主義──片山潛の思想形成〉，收入氏著，《片山潛の思想と大逆事件》（東京：論創社，1995），頁4-12。
[13]片山潛，《わが回想•上》（東京：德間書店，1967），頁76、77。
[14]片山潛，前引書，頁82-84。
[15]片山潛，前引書，頁91、92。
[16]片山潛，前引書，頁92。
[17]片山潛，前引書，頁115-117。
[18]安達清風（1835-1884），鳥取藩（今鳥取縣）人。號宅廣。幕末為國事奔忙，明治後受友人之請，入岡山縣廳，後赴勝北郡擔任郡長，在郡內名為「日本原」的高原上從事開墾事業，並設置郡役所（郡的辦公行政機關）和漢學塾「有功學舍」。參見片山潛，前引書，頁123。
[19]同前註。
[20]同前註。
[21]片山潛，前引書，頁124。
[22]片山潛，前引書，頁125。
[23]岡鹿門（1833-1914），仙台藩（今宮城縣）人。名千仞，字振衣，通稱啟輔，號鹿門。原為仙台藩士，於藩校養賢堂和江戶的昌平坂學問所修習學問。文久元年（1861）與松本奎堂（1831-1863）、松林飯山（1839-1867）在大阪開設「雙松岡塾」，為公卿和薩長兩藩志士講述尊攘論。戊辰戰爭之際，提倡尊王論，反對奧羽越列藩的同盟。明治三年（1870），任大學助教，移居東京，同年並於東京開設漢學塾「綏猷堂」授徒。之後出任東京府學教授、修史館協修、東京圖書館長等職。篤信程朱之學，博通和漢歷史，尤精《左傳》。著有《觀光紀游》、《尊攘紀事》等書。參見小川貫道，《漢學者傳記及著述集覽》（東京：名著刊行會，1977），頁107。
[24]片山潛在自傳《我的回想》裡只稱是「岡塾」，沒有指明是「綏猷堂」。不過綏猷堂的設置地點在東京的仙台藩第十四任藩主伊達宗基（1866-1917）的宅邸內，與自傳「（岡鹿門）借此仙台藩邸裡的兩三棟房子開設漢學塾」的描述吻合，可知岡塾就是綏猷堂。從片山落腳東京到入綏猷堂之間的經過，詳見片山潛，前引書，頁133-140。
[25]片山潛，前引書，頁140。
[26]片山潛，前引書，頁142。
[27]同前註。
[28]同前註。
[29]片山潛，前引書，頁141。
[30]片山潛，前引書，頁161。
[31]隅谷三喜男指出以學問立身的信念是片山生涯裡的兩大支持力量之一，詳見隅谷三喜男，《片山潛》（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0），頁6、7。
[32]Hyman Kublin說片山對維新是感動的，而這感動在其對政治完全幻滅之前，維持了蠻長的時間。見Hyman Kublin著，辻野功、高井壽美子、鈴木則子譯，《アジアの革命家片山潛》（東京：合同出版，1973），頁46。
[33]片山潛，前引書，頁142、143。
[34]片山潛，前引書，頁142、143、155。
[35]片山潛，前引書，頁177、178。
[36]木戶明（1834-1916），土佐藩（今高知縣）人。通稱駒次郎，號鶴州。幼好學問，先後學於常照寺大雲和遠近鶴鳴（1795-1844），並隨樋口真吉（1815-1870）習劍術。嘉永四年（1851）上京，在岩垣月洲（1808-1873）門下鑽研國學與經書。學成返鄉後和樋口真吉等人從事勤王倒幕的活動，和天下志士來往。明治以後，經營漢學塾「修明舍」、「遊焉義塾」，致力於地方的文教事業。明治、大正年間出自幡多郡的知名人士，多半受其薰陶。轉引自糸屋壽雄，《幸德秋水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7），頁70。
[37]師岡千代子，〈風風雨雨──幸德秋水と周圍の人人〉，收入幸德秋水全集編集委員會編，《幸德秋水全集•別卷一》（東京：明治文獻，1972），頁64、78。
[38]師岡千代子，前引文，收入幸德秋水全集編集委員會編，前引書，頁64、65。
[39]幸德秋水，《後のかたみ》，收入鹽田庄兵衛編，《幸德秋水の日記と書簡》（東京：未來社，1990），頁19。
[40]岡崎てる，〈從兄秋水の思出〉，收入幸德秋水全集編集委員會編，前引書，頁218。
[41]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頁12。
[42]幸德秋水，《後のかたみ》，收入鹽田庄兵衛編，前引書，頁12、13。
[43]幸德秋水，《後のかたみ》，收入鹽田庄兵衛編，前引書，頁13-15。
[44]伊藤銀月拿幸德與堺利彦（1870-1933）作對比而說：「解剖枯川（堺利彦）之文，洋文元素者四，和文元素者四，漢文元素者二，合而為十。解剖秋水之文，洋文元素者四，漢文元素者四，和文元素者二，合而為十」。在兩人洋文元素比重相同之下，可看出幸德文章有偏重運用漢文的傾向。參見伊藤銀月，〈枯川と秋水〉，收入幸德秋水全集編集委員會編，前引書，頁376。
[45]南極老星，〈雲のかげ〉，收入幸德秋水全集編集委員會編，前引書，頁27。
[46]Fred. G. Notehelfer著，竹山護夫譯，《幸德秋水：日本の急進主義者の肖像》（東京：福村出版，1980），頁24。
[47]幸德秋水，《後のかたみ》，收入鹽田庄兵衛編，前引書，頁19、20。
[48]南極老星，前引文，收入幸德秋水全集編集委員會編，前引書，頁26；幸德秋水，《後のかたみ》，收入鹽田庄兵衛編，前引書，頁19。
[49]糸屋壽雄認為幸德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東京有生活窮困的危機，起因於少年在木戶的漢學塾所學之道使其以天下國家為先而不顧俗事、輕視錢財。見糸屋壽雄，前引書，頁131、132。
[50]南極老星，前引文，收入幸德秋水全集編集委員會編，前引書，頁25。
[51]幸德秋水，《後のかたみ》，收入鹽田庄兵衛編，前引書，頁19。
[52]明治初期青年的立身出世觀大異於江戶時代，竹內洋曾討論過兩者的不同，詳見竹內洋，《立身出世主義：近代日本のロマンと欲望》（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7），頁15-18。
[53]對素讀功用的詳盡敘述，參見前田愛，〈音讀から默讀へ──近代讀者の成立〉，收入氏著，《近代讀者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180、181。

參考與引用書目

一、日文史料

片山潛，《自傳》，東京：岩波書店，1954
片山潛生誕百年記念會編，《片山潛著作集•一》，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59
片山潛，《わが回想•上》，東京：德間書店，1967
幸德秋水全集編集委員會編，《幸德秋水全集•別卷一》，東京：明治文獻，1972
鹽田庄兵衛編，《幸德秋水の日記と書簡》，東京：未來社，1990

二、中日英文專著

隅谷三喜男，《片山潛》，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0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61
糸屋壽雄，《幸德秋水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7
大河內一男，《幸德秋水と片山潛：明治の社會主義》，東京：講談社，1972
Hyman Kublin著，辻野功、高井壽美子、鈴木則子譯，《アジアの革命家片山潛》，東京：合同出版，1973
小川貫道，《漢學者傳記及著述集覽》，東京：名著刊行會，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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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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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內洋，《立身出世主義：近代日本のロマンと欲望》，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7
前田愛，《近代讀者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店，2001
Mehl, Margaret.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in Meiji Japan: The Declin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Kangku Juku,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3.
生馬寬信編，《幕末維新期漢學塾の研究》，廣島：溪水社，2003
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劉岳兵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圖片來源：
http://www.shuusui.com/doc/keyperson.html
http://www.lib.u-tokyo.ac.jp/tenjikai/tenjikai95/bnk/ok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