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有機會參與這次在嶺南大舉行的三四○年代香港新詩座談會，我之所以對「三四○年代香港新詩」產生興趣，大概要從四年前嶺大舉辦的一個新詩研究會說起──如果沒有梁秉鈞教授這位老朋友的鼓勵和催促，往後又沒有黃仲鳴在資料搜集上的大力幫忙，以我一貫的疏懶，而且讀書又毫無系統，恐怕無從窺見
此一課題所蘊涵的豐富意義。

1.

這次座談不免聚焦於一個迄今至為重要的文本──陳智德編的《三四○年代香港詩選》，據我所知，這不僅僅是第一本「三四○年代香港新詩」選集，更重要的，是收錄了為數不少的、被歷史的塵埃封存凡大半個世紀的珍罕作品，從中可見出斯時斯地的新詩先行者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這個選本的書名，大概可分拆為三個層次的論題，首先是「三四○年代」，即時間性的論題；其次是「香港」，即地域性的論題；最後是「詩選」，即藝術性的論題。

關於第一層次論題，我們在剛才的討論中聽過一些講者述介紹三四○年代的文化背景，黃淑嫻說到三四○年代香港電影的背景資料和人文精神，以及斯時一些與香港新詩發展史直接或間接相涉的文本；李世莊談到三四○年代繪畫的發展，西洋畫的創作精神如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結合起來。李世莊還介紹了當時的作家、電影人、畫家等文藝工作者在茶話會中交流的情況，這些資料也可貫串新詩、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且也有互通的地方。說到「香港」此一地域觀念，我認同國內學者吳福輝討論何謂是海派文學時，開宗明義提到，幾乎沒有一個上海作家是在上海出生的，他們多是在上海附近的鄉鎮出生的，很少土生土長。三○年代的上海與香港有若干程度相似，當時上海被看作「冒險家樂園」，華洋雜處的半殖民地，而香港則是一個商埠、英國的殖民地。相對於鄰近鄉鎮，香港和上海都是高度發達的城市了。我們現在說到上海—香港，稱之為「雙城」，電影方面，余慕雲先生曾提到一些史料，當時的「聯華電影公司」，不只是電影公司，更在上海開設印刷廠，三○年代香港有些刊物交給聯華印製。與電影雙生的時代曲，與新文學文化的發軔也是息息相關的，近年也有人寫了專書研究三○年代「雙城」的流行音樂（時代曲），相比之下，當時的香港新詩（作為文學或文化研究的其中一個極富想像空間的課題）起步無疑較晚，有待發掘、補充、解讀的史料也恐怕不在少數。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基於假設而未嘗沒有討論基礎的問題︰如果「海派文學」（相對於「京派文學」）並不一定局限於地域觀念，論者可視之為中國文學範疇內的一個文學流派，「香港文學」是否也有可能像「港派（新派）武俠小說」、「港產電影」、「港產流行音樂」那樣，由地域性文化發展為一種文化風格乃至流派呢？

2.

要是我們僅僅從地域觀念出發，在詩選中也看到不同的香港，由於作者的背景、出生地點（或涉及所謂「城鄉二元性格」）、文化觀點、意識形態不同，他們看到的香港有不同面貌和涵義的呈現。詩中的香港作為一個城市，也許不光光是地域觀念，很大程度是一個文化（或政治）的、與意識形態相涉的觀念，甚至是一個與作者出生地、成長地互為對照的潛在觀念；來自廣州、上海的詩人會將香港對比廣州、上海，來自鄉鎮的又會將香港對照鄉鎮，比如柳木下（一般認為他是梅縣人，其實他是興寧人），他在鄉鎮出生，來到香港後，一些詩作如〈鳩鳴〉、〈沒有安息〉等，都有相當强烈的城鄉對照的觀念；又比如陳江帆的詩作〈都會的版圖〉、〈減價的不良症〉等亦作如是觀，與本生或土長的本地詩人眼中的香港比較，極可能是涵義完全不同的地方。

有些論者認為，新移民（不同時期的外來者）會覺得香港是一個很負面的地方，香港是殖民地、是避難所、是候機室、碼頭、過渡的地方……三○年代的香港與五○、七○年代的香港有些不同。三四○年代香港的觀念，跟「省、港、澳」（甚至湛江）是連在一起，是一個比較廣泛的地域觀念，尤其是「省港」，「省」指省城，即廣州，兩地居民是自由來去的。二○年代，李金髮要去歐洲讀書之前，就是為了學好英文而來香港。三四○年代的香港，與桂林、重慶、昆明等地一樣是戰爭的避難所，但大家都覺得戰後是會回家的，這時期的難民，是戰爭難民。劉以鬯先生正〈五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選．序〉中，指出五○年代的香港文學是「難民文學」。我同意劉先生的觀點。想說的是，那時期逃難來到香港的難民，是政治難民，國民黨所說的很快就會「反攻大陸」，他們在感情上、理智上，由相信到不太相信再到不再相信，因而漸漸從短期避難無可奈何地變成長期居留。六七○年代南來的人不再是逃避戰亂，而是一次政治上的或經濟上的逃亡潮，逃離大陸，在港定居，或經港他遷；另外是帶有東南亞（以印尼、馬來西亞等居多）華僑背景的人由國內南來香港。三個時期的移民，有很大的歷史背景的不同，對香港存有不同的想像，並不是光光以「難民／移民唾棄殖民地」的簡化結論，就可以看透整個由三○至七○年代一些香港詩的差異。

即使是土生土的詩人，他們所看的香港也不盡相同。他們眼中的香港，是一個城市、都會、都市（這是選集裡的作品慣用的名詞），舉例說，劉火子寫過〈都市的午景〉，第一段與最後一段俱有若一組電影鏡頭：

長短鐘針交指著正午的太陽，
說這是最平等的一瞬吧；
而地獄與天堂間的距離呢，遠著呵！

第一段寫的「長短鐘針交指」，有一個發展下去的象徵意義，長針和短針幾乎沒有距離（同時也是距離逐漸擴大的起點），而正午的太陽垂直，垂直到幾乎不見影子的長短（同時也是影子由短逐漸延長的開端）；這裡有兩個時間性，長針和短針重疊、正午的太陽垂直至立竿不見影，以兩種時間性／平等觀念，鋪陳兩組不同的畫面，一個是白領階層，去西餐廳吃較昂貴和精緻的午餐，另一個是勞工或市井階層，吃便宜而粗糙的食物。詩並不是毫無批判性，但痕跡不重，也不刻意，只是相當客觀地呈現，而最後以起始的畫面來收結，暗示這種時間性底下的階層距離周而復始。起始和結尾所說的「天堂與地獄的距離」，不是沒有立場，好在批判性不算強，藝術性的呈現比口號式的批判更強一點。

另一個土生土長的詩人鷗外鷗，三○年代香港出現這樣一個詩人，在我閱讀過的同時期詩人當中（包括中國詩人），無疑是非常很突出的一位，他在語言嘗試上也是佷突出的，這一點朱自清先生在《新詩雜話》上也表示讚賞。鷗外鷗的〈和平的礎石〉一詩從心理到物理、物質到精神、靜態到動態，透過兩種語言的建構，從「金屬的手」到「金屬的總督」，在詩藝上突顯了出一種內化與外現的同一性，最後由「金屬的總督」到金屬的戰艦到金屬的戰機、「白金的翅膀」，再到金屬的手支著腮的總督，意象群層層開展而不失內部意涵的統一性，大寫意的筆觸不必刻意斟詞酌句，創造了一路非常現代化的詩法。在戰爭時期，這一大堆金屬意象與題目所點出的「和平的礎石」互動作用，那種強烈的對照已不是由字句上、情緒上去反戰、反殖民、與城市共生的那種既簡單又複雜的思維，我們每讀一回，便會有更深層的理解。

此外還有陳殘雲，西溳等作者用批判的目光，把香港視為墮落的地方，沒有人性／人情、瀰漫病菌的都市。正如黃遵憲曾於1870年（距鴉片戰爭才28年）經過香港，寫了一組題為〈香港感懷十首〉的詩，其中一首說：「酋長虬髯客，豪商碧眼胡。金輪銘武后，寶塔禮耶穌。火樹銀花耀，毡衣繡縷鋪。五丁開鑿後，欲界亦仙都。」他一心視香港為蠻夷之地、酋長指港督，武后指維多利亞女皇，寳塔指教堂，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卻是一個番邦，一個搖搖欲墜的異域，顯然是帶著中大原的心態來看香港。這套把外國、城市視為墮落／罪惡／病態之地的預設觀念，無論在中國本土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好使好用的，所以很多人寫香港、上海，都無法擺脫類近的陳腔濫調的誘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套用固定的觀念和批判的眼光來看這個「番邦」，再無暇餘去發現香港（或上海）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了。

3.

我記得上次來嶺南大學參與一個國際詩學研討會，嶺大同學與校外的青年朋友會後做了一次多媒體詩朗誦會。他們選了一些詩，用幻燈、音樂、戲劇、繪畫、錄像、說唱等不同的表現形式，把他們從詩中讀到的香港（一個六、七十年前的城市），包容了土生土長的港人、外來者如難民、過客、殖民者或新移民的視點，透析出一個有人有物有愛有恨的舊日世界，比如鄭政恆以一段配樂的錄像來拍攝梁儼然的〈秋夜之街〉，半夜經過上環山街，影影綽綽，掩映如夢，朦朧而抒情的感覺裡，我們隱約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香港。又比如其中一個項目，同學以戲劇、說唱、音樂的綜合表演，眾聲喧嘩地把不同作者詩中的香港交織出來，也是極有創意的嘗試。我覺得以後有機會再談三四○年代的香港新詩，也可以形像化一點，比如放眏當日演出的錄像，讓大家看看香港年輕一代是如何閱讀選集裡的詩作，他們如何透過對詩的認知和感悟，再用他們各種可運用的語言和演繹方式來認識詩中的一個既真實又不失想像的城市，要是能夠和我們這一代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互相引證，大概是一種有趣的對照──不同世代的人對三四○年代的香港新詩會有不同的讀法，不同的體會，正如我們重看三○、五○、七○三個年代的難民潮／移民潮，兼顧與之相涉的詩作，或會看出不同歷史背景和因緣。香港的新詩和香港這個城市，如果有更多的角度和方法、更寬容的心態去看到其中的多樣性複雜性，或可避過於簡化而單一的結論。

我們在今天閱讀上世紀三四○年代的香港新詩，要是將選集置諸八十年來的香港新詩發展史此一研讀框架，大概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深入思考，然後，再提出來討論：不同背景、懷抱各異的新詩作者，如何跟身邊、眼前的城市相處、互相凝視、對抗或對話？由鷗外鷗、柳木下、劉火子、易椿年、陳江帆到馬朗、舒巷城、崑南、葉維廉、戴天、梁秉鈞……這幾代人如何「曲線地」構建／傳承／發展出一套與傳統詩意／詩學大異其趣的「反詩意」／「城市詩學」？由鷗外鷗以〈香港的照像冊〉為總題的一系列詩作，到梁秉鈞在《雷聲與蟬鳴》裡的大量城市「攝影詩」，相隔凡三十餘年，卻彷彿隔代互為呼應，然則不同時期的詩人對城市的取態時即時離，愛恨交織，該如何解讀詩中城市才不至於以偏概全、見樹而不見林？最後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也許就是︰為甚麼七Ｏ年代迄今「城市詩」蔚然成風？理直氣壯甚至理所當然地不避敘事、嘗試深挖廣探「城市書寫」的幾代詩人，跟上世紀三四○年代以降的「城市詩」及其作者究竟有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血緣關係？我想，這些問題儘管複雜，要是能從中整理一個梗概、一種可能的讀法，恐怕就是埋首香港新詩史料最積極的意義吧。

2004.6.2初稿
2004.6.15修訂

（謝謝黃靜將我雜亂無章的發言整理出一個初稿，沒有初稿便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核對和補充小量資料，以至匯入一些題外隨想而整理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