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發現自己也開始慢慢在經驗那種「事物被時間淘汰、或更新的必然性」，但同樣的問題，置於不同的時空之下，感受還是十分不同。
而那樣的不同似乎也反應在自己的鏡頭裡。
對於寶藏巖，我是很抽離的，走在這個地方，面對這個地方的變遷，我會思考時間與空間、思考這個地方的人、歷史、環境，看OURS如何協助當地社區組織做一系列不僅保存，也再生的活動，看駐村藝術家如何透過不同的角度去詮釋這個地方。我也多少能用鏡頭去整理、切割和思考。
然而當我回到鐵路新村時，是整個被童年的生活感和回憶包圍的，那個空間和氣氛實在太過熟悉，以致於我拿起相機時，根本不知道怎麼去切割取捨那個空間，讓它變成一個畫面。
即使一個簡單的小巷，都混和著太多過去跟私密自我，是我無法抽離的。
我忽然覺得自己比較能夠體會，去年台北電影節「無米樂」放映後的映後座談，一個觀眾問兩個導演，「這會不會只是他們用一個知識份子的角度去觀看農民生活所發展出來的感受和紀錄」時，一直一臉倔傲蹲在地上，堅持只回答要吵架的問題的導演莊益增抓過麥克風來說：「那些把事情紀錄下來的人，永遠是第三者」那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