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名作家長江古義人的義兄，也是名電影導演吾良跳樓身亡。小說從古義人開始收聽吾良身前留給他三十捲錄音帶開始說起，進行著一場活人與死人的降靈會……。
小說一開頭就進入了憂傷的氣氛，甚至也覺得突兀，雖然說小說大抵是虛擬的人生，但這樣的開頭仍然超乎常人的想像。不知情的人生也許不知道，這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的人生。而那個先他離去的義兄就是電影導演伊丹十三。
到底要稱古義人呢？還是健三郎呢？其實這並不重要了，在這裡古義人是健三郎，大江是長江。從中學歲月就認識的夥伴，甚至取了他的妹妹作為妻子，這樣親密的夥伴死去，意義相信不下於一般喪偶。在伊丹走後，給留下來的人一個難題，為什麼伊丹會走？而且還是選擇那麼激烈的跳樓自殺。大江雖然悲傷，可是面對伊丹自殺引起的流言緋聞，他不能不問，為什麼？而這本「換取的孩子」就是一本療傷之書。
「Changelings」一個流傳在中古歐洲的童話故事，這個主體一直貫穿全書。這個故事敘述了被妖精會偷偷換掉人類的小嬰兒。古義人記憶中的吾良就是一個Changelings，他們相識之初那個美好的吾良，和發生「那件事」之後的吾良簡直是兩個不同的人，那個美好的吾良已經不在了，已經被妖精給換走了。然而與古義人相處三十餘載的吾良，卻是留給古義人三十捲錄音帶，彷彿一切都計畫好了。那個吾良有時尖銳、有時性感、有時放蕩，跟古義人聊人生、聊文學、還有「那件事」。
當然小說不是真實人生，可是正因為有個近乎寫實的背景。於是給人一種虛虛實實的情境。到底伊丹有沒有留給大江三十捲錄音帶呢？甚至在裡頭預告了自己的死亡呢？到底大江想要表達什麼呢？當然第一是對好友伊丹的追思之情，雖然他還是不明白伊丹之死，卻又好像可以理解，這裡是我的感覺。他安排了一個女孩子，要將
吾良給生下來！
這當然不是胡說八道，這個想法是大江寫在自己書中的內容，「為什麼孩子要上學」。這裡引用侯文詠的簡介『他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因為他們之前所上的學，都是日本的天皇是最偉大，所以它故事一開始在講，日本投降之後美軍來了，忽然天皇一點都不偉大了，那他就開始想學校上的這些東西都是亂七八糟的沒有用的垃圾，怎麼今天天皇很偉大，明天就幻滅了？所以他就一個人逃到山裡面，他住在那個四國，他們家以前是管森林的，然後他講說我不要讀書了。他就拿著圖譜去認那個樹，他想說我自己讀算了，我不要讀學校那一套了，讀了半天下雨然後著涼感冒被送回家，他病懨懨然後快死了，他很怕死問他媽說：「媽，如果我死了怎麼辦？」然後他媽就跟他說：「不用擔心，如果你死掉以後，我會重新把你生下來，再重生一次。」他問他媽說：「可是生下來那個人就不是我了……」她說：「沒有關係，我會把你學過你教過所有的東西重新再教你一次，教到你長大是一模一樣現在的你為止。」這裡回憶的就是這個小孩子──大江健三郎病好了以後，他每天去上學就開始在懷疑說：「我現在是死掉那一個？或者是我媽媽新生的那一個？」他在這裡就找出了一個人生的道理，這個道理他給第一個「為什麼孩子要上學」的理由，他認為我們是在代替很多沒有辦法再活下來或者是死掉的那些人，繼承某種人類的文明，或者是它有趣的遺產，那這些事情是我一個人拿著圖譜去山裡面看書對樹是學不到的。』我想大江以這種方式解決了對伊丹的思念。
我覺得有趣的部分是終章，他不再用古義人的口吻，相對的他開始以古義人的妻子也是吾良的妹妹千「木堅」開始，因為我們不是大江本人，不知道他到底了不了解他太太的想法，這就是小說虛實之間的趣味了。
據說大江之後有寫了第二部「憂顏的童子」，我們不知道大江又找到了什麼答案。這個問題要留到中譯本出來我才能回答。有興趣的可以看新井一二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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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容的大江
新井一二三 (2002.11.02)
大江健三郎的新作《愁容的童子》是二○○○年作品《換取的孩子》的續篇。進入了晚年以後，因自殺而失去了好友兼內兄，電影導演伊丹十三的老作家大江，在這本書裡，帶著弱智的音樂家兒子以及美國籍女學者回故鄉四國山間定居。但是，老鄉們對諾貝爾獎得主極其冷淡，甚至凶暴。他們重複地布置惡作劇般的圈套，使老作家遍體鱗傷而幾次給送到醫院去。
他在文中道：「小說的文章，事實該像虛構，虛構則該像事實」，於是讀者不可把他小說全當客觀現實看。同時，死期臨近的老作家以小說形式表達出來的內容，很可能屬於真實。
伊丹十三去世後，大江家庭幾乎解體，是他和太太的關係，本質上向來為「好友的妹妹」和「哥哥的朋友」相結合的緣故。大家的至愛，始終是伊丹十三。在《換取的孩子》最後，大江太太為了照顧伊丹的年輕女朋友生下的孩子老遠赴柏林去了。
大江和伊丹，半世紀前在四國松山中學做同班生的時候，共同經驗過重大事件，即在《換取的孩子》中的「那個」。結果產生的罪惡感，讓兩個年輕人走上了藝術之路。但是，伊丹沒把「那個」拍成電影以前自殺，對留下的大江來說，小說中寫出「那個」成為更大的命題了。這就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一度宣佈放棄小說創作的作家重新執筆的原因。
在《愁容的童子》裡，作者用間接的方式坦白兩人共同的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大江父親是鄉下的右派思想家，曾發動起義而失敗，最後給槍殺了。他弟子們卻到戰後都保持了山間根據地。一九五二年，佔領日本的美軍撤退前夕，他們計畫襲擊基地。那是大江和伊丹在中學的最後一年。大江在圖書館認識的美軍翻譯官比特對美少男伊丹明顯有興趣。右派分子為了奪取美軍武器，叫兩個年輕人把比特引誘到山上根據地來。
根據《愁容的童子》，四國山間至今有則傳說：戰後不久，有個美軍士兵在山上給砸了兩條腿，使勁用雙手逃跑中喪了命。這宗案件一貫沒給報導，大江也不清楚比特身上具體發生了甚麼，可是後來沒有他音信了。小說中，美國籍女學者安慰大江說：「即使比特真死了，你們只是未成年從犯。殺人罪時效也早已消失了」。在《愁容的童子》卷末，老作家在示威遊戲中受腦部挫傷而陷於昏迷狀態，太太趕緊從柏林回國陪他。坐在病房床邊，她給不省人事的丈夫朗讀短篇小說，乃中野重治的《軍樂》：「相殺的人們，被相殺的人們，原諒吧。把親人被相殺而幸存的人們，原諒吧。」
大江、伊丹作品的背後，始終響亮著暴力、死亡的旋律，恐怕跟他們早年的恐怖經驗直接有關。一九五七年登上了文壇的大江健三郎，四十五年後終於在《愁容的童子》中寫出了罪惡感的泉源。說不定這是他真正最後一部小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