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像我這樣苦悶的政治記者，應該不算稀有動物。
兩年前，C已經順利轉業。
年輕的Ｊ，幾度考慮返鄉發展。
長期找不到戰場的Ｌ，毅然請命前往土耳其邊界，尋找與波灣戰爭的國際接點。
察覺到周圍低落的情緒，那一日，長官Ｋ說，大家到陽明山走春吧。
前幾天還是艷陽天氣，開到半山腰，卻是霧氣襲人。
在迷霧裏前進，彷彿我重重困惑的心境。
其實，遠離政治的啟蒙，應該是從小開始的吧。
連哪一年都忘了，只記得是大人們喝春酒的場合，似懂非懂聽著生家與養家的父母異口同聲說，政治，不是我們小老百姓該管的。
是喔。我想像，高高在上的政治，應該是非我族類的問題。
記憶中，這似乎是童年時期最接近政治的一次話題。
因而，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也是突如其來的。
大一那年，媽媽以激烈的語氣責罵我，為什麼要和那個外省男孩往來呢？
妳知不知道啊，外省人在二二八殺了多少台灣人？
什麼？
迷惑中，叛逆期遲來的我匆匆回嘴：為什麼不能往來？我又沒有要嫁給他。
她的火氣更盛了。既然不打算嫁給他，何必還要往來？
奇怪了！我忍不住「應嘴應舌」，二姨嫁的不就是外省人？二姨丈也二二八了嗎？
後來，母女還吵些什麼，已經不重要了。但彼此難以理解的眼神，一輩子也忘不掉。
那樣的對話，無法將感情談清楚。政治也是。
事後才想到，究竟，什麼是二二八？
自己想辦法，解這個謎。。
踏出第一步之後，很快就深陷政治，到黨外雜誌打工了。
還是戒嚴時期。父母很焦慮，幾次幽怨地提醒我：我們家無權無勢啊，如果妳出了什麼事，一點都救不了妳。
熱血剛剛沸騰的我，哪顧得了這麼多。和警總拉拉扯扯搶救被查禁的雜誌、上街頭遊行要求解嚴、跑到情治單位妄想要「救援」被約談的黨外人士。
不過，怕父母擔心，這也暪，那也暪。
直到我進了報社。
他們仍然千叮嚀、萬交代。
那些人，都是有頭有臉的。寫政治新聞不要這麼不留餘地吧？
你們別管啦，我嘟嚷。滿口仁義的政客，狗皮倒灶的事情多著呢。
幾年來，隨著工作的步伐，越來越接近權力的頂峰、別人眼中的高層。
然而，政治的高山上，並非我所期待的一片清朗。
身為媒體工作者，「站高山看馬相踢」式的冷眼旁觀、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假平衡，根本無法說服我自己。
台灣的政治，沒有唾手可得的真相，偏偏我們追尋真相的時間及空間如此有限。
就連高鐵危不危險，簡又新該不該死，主流媒體上都看不到起碼公平的答案。
是不能也？還是不為也？
我，真的無能為力嗎？
陷在溼冷的迷霧裏，一時之間，連我自己也走不出去。
還是早點下山，回歸到平地吧。
山下的氣候，雖然也是陰陰的。至少，脫離政治惡鬥的霧障之後，可以更認清自己吧。
在迷霧裏，我如此，想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