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報導生涯，從大學時期在黨外雜誌打工開始。
當年，標榜「不是左派，不是右派」的這份刊物，封面印著「追求百分之百真相」的斗大標題。
後來，一度投入那位「黨外才女」主編的另一本月刊，則經常以群眾抗議圖片配著外國詩句在封底吶喊著：兄弟，你站在哪一邊？
它們，在執政者眼裏都不算新聞媒體，而是異議份子的文宣工具吧。
但長年包覆在台灣教育羽翼之下的我，卻藉著當時採訪弱勢議題的經驗，對我所處身的這個社會張開了眼睛。
因而，終於選擇了記者這個行業。
不幸的是，在政治新聞裏，看似唾手可得的真相，往往千折百轉。
甚至，記者侷限於他所分配到的採訪對象不同，只能窺看到屬於自己領域的一角。真相的追尋，可能淪為一場不自覺選邊站的遊戲。
直到深深反省是否要離開政治路線的今天，對我而言，「真相」與「立場」之間的競合，依然如影隨形。
包括周伯倫的入獄事件。
在私誼上，他是很多國會記者的兄弟。
在工作上，他是很好的消息來源、爆發力十足的政治表演者。
以公眾人物的標準來檢驗，亦正亦邪的他，當然不算正人君子，也沒有太多偽善，而是以黑白郎君般的面貌呈現在社會面前。
因而，當十四年前發生的榮星案判決定讞時，媒體工作者的矛盾就浮現了。
究竟是司法改革終於有成？還是政治祭旗的犧牲品？司法記者與政治記者幾乎站在對立面的不同解讀，彷彿這是發生在兩個不同星球的兩件事情。
讀者看到的，是報紙版面美其名為多元化，實則相互衝突的觀點。
讀者看不到的，是記者們私下冗長激辯，卻誰也不能折服誰的過程。
那麼，真相在哪裏呢？
如果連我們自己都充滿不確定與懷疑，又如何能夠毫不猶豫地以公正客觀的姿態從事報導、評論？
對我而言，這不是向左轉或向右轉的區分。
也不是兄不兄弟的私人情感所應該影響的。
因為，兄弟只有義氣、不講是非，新聞工作者卻必須拿出專業、分剖黑白。
但我，深深為自己沒有能力釐清起碼的真相而感到挫敗。
唯一可以自欺的，是我迴避了這個新聞，沒有寫下連我自己都不敢肯定的報導。
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今天，在私下聊天的場合，聽到另一段故事。
因為新瑞都案而遭起訴的某位政治人物，對這名友人痛哭。
一個中年男子，竟然哭到無法自處。他說，即使有朝一日司法還他清白，但自己一生的聲名，早已經被這一波媒體報導摧毀到永遠不可能復原的地步。
在外界評價原本形象不錯的他，甚至灰心地說，以後，有路就走路，沒有路，就選擇絕路吧。
我愣住了。
那些貌似平衡的報導，可能沒有法律責任，但當事人覺得每一刀都砍得他遍體鱗傷、無可挽回。
我們，這些自以為正義凜然的記者，真的知道自己寫了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