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位長輩談論我國各個不同地方的知識資源時，他提及以往在怡保念中學時，其中一位老師是從香港過來的讀書人，在他們還是青蔥的中學時代，就介紹他們看徐復觀的《民主評論》與牟宗三的《歷史與文化》。當時聽了頗覺不可思議，想不到北方城鎮的中學生，很早就有機會走入後來被稱為“新儒家學者”的生命關懷與知識視野。
牟宗三、唐君毅、錢穆等這批學者，走出了中國以後，關心政治卻鮮少論及政治，傾注一生於文化傳統命脈的維繫。牟宗三還曾焦慮問唐君毅說，會不會落至像王船山、朱舜水的處境，透露了在他心中不斷纏繞的內在遺民意識。後來牟宗三以自己的薪水獨立資付辦《歷史與文化》，也是出自對中國文化的危機感。
今日的政治與文化氣氛與往日大不相同，我們不必置喙新儒家學者的政治立場，以左右分劃之。他們曾經在辦雜誌、著述或新亞書院各種事業上，展現了龐大的精神。外欲抗塵抵俗，內而著書立說，那一種鮮明的文化意識立場，使他們最後開展出各種不同的生命格範。牟宗三曾指出，所謂的文化意識不同于文化，它是指由夏商周的文質損益，經過孔孟內聖外王成德之教而開闢出，是必須用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頂上去才可發揚。
新儒家學者留下給我們許多珍貴的著述，正是以孔孟思想為道統的系譜論述。可是今日欲理解與詮釋儒家，不能太過一廂情願，像如何理解新儒家學者所認知的儒家或孔子，必須要有一個評判準則，並且還需要有一個“現代的眼光”。
《懷念唐君毅的論文集》裏收錄了一篇韋政通的訪談錄，碰觸到這個問題。論文集雖編輯于七十年代末，但許多觀點仍很管用。韋政通以唐君毅為例，說其雖一生信奉孔孟，視孔子為聖人，但這裏頭寄託的主觀意願，缺乏現代知識的認知與考驗，導致後人只能以一種情感或類似宗教般虔誠的崇拜，去理解他與孔子之間的關係。這不但使孔子在現代社會失去產生知識資源的活力，把孔子聖化，實際上是把孔子給局限住了。
他認為反而是梁啟超做對了。梁啟超把孔子放到諸子的行列，就是一種知識的態度，不拘泥于傳統的標準來看孔子。這是要讓孔子能經過一個新時代的考驗，一個認知的考驗。換句話說，是要以知識的角度讓他接受這個時代的標準的考驗。這樣凡具有知識訓練的人都能瞭解孔子，否則別人只會把它當作心理上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根本和學問沒有關係。
我覺得以上的話說得太好了。今天學習孔子的情況，熱浪式的趨之若鶩，很多時候缺乏一種評判的眼光。往往讓我想起晚明時期的學孔子浪潮。當時在一邊抵擋佛教與道教，一邊又抵抗基督教之下，許多學者開始聖化孔子，希望為孔子思想增添應對現實困境的能力。當時有洞見的學者，早已發出“ 愈趨孔子而失孔子”、“愈尊孔子而反孔子”的批評。
可是今天我們只是要“一個復活的孔子”而已。不曉得應該讓孔子來接受時代的考驗，建立一個“現代的標準”。瞭解了現代社會的問題，尋找這個時代的“流行精神”以後，才從這個精神出發去理解孔子的思想。要不，太多情感或情緒上的因素，最後只會成為“儒家的牧師”。
刊登於《光華日報．眾議園》12.6.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