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代，當一個社會發生災難，在傾城悲憤的情形下，最快的方式是找出祭品，弒之以告慰民心，更重要的是統治者可以躲在祭品之後，避免權力的覆亡。敏多利的一場洪患，我看見這樣的祭品邏輯，高山農民成了牲禮，成為當權者卸責的藉口，甚至寡廉鮮恥的當起正義的指責者。
直接談問題吧！敏多利豪大雨量造成土石流，在一片工法無用的探討聲中，為了避責，最後舊調重彈，推出高山遭到破壞的結論，讓高山農業成了元兇，貪婪的農民成為禍首，所以要遷村，要廢止高山農業，一竿子罵死上山的住民。
事實是這樣嗎？英明的高官、睿智的學者，以及無所不照的媒體，請拿出證據告訴世人，如何看，什麼樣的邏輯推論，讓高山農業是這次山區災害的主因。如果到災區沒有閉著眼睛走，沒有躲在車裡逛，告訴我那些崩塌地點是因農業屯墾引起，許多發生土石坍塌的地點，根本連不上農業屯墾，大都是自然原始林地的崩塌，造成道路中斷、村落掩埋。
從幾個地點仔細去看，為害最烈的松鶴部落，崩塌地點上方是原始林地，不是農業屯墾區，中橫沿線土石崩落的地點，峭壁上方沒有農墾地，甚至連高山農業密集的梨山，發生土石流的地點，也是來自市街上方的原始林地，要責難到周遭農場種植蔬果，那位學者調查證實過。如果歷史不被遺忘，桃芝颱風造成花蓮光復大興村四十餘位居民傷亡，土石流的發生，學者分析災害來自南清水溪上游次生林的土石崩落，與農地並無關係。
論事講證據，不是爛罵一通，如果更牽涉到政策，更應小心謹慎，那有事實不看，調查不論，為了卸責，拿起高山農民就當祭品，狂批猛轟就靠著民氣趕人下山。那麼，很抱歉，必須直言，高山農業的超限濫墾的確有生態上的危害，但是它不是這次土石流災情的主因，不能因為他們記錄不良，就想將一切罪過硬套在他們身上。
所以，請注意，回去看看崩塌地，這次敏督利颱風引起的災害，土石流發生區無關農墾地，那些盲目者別再傷害高山農民。如果官員不忘事，2002年行政院推動實施「解決土石流災害方案」，要求內政部對「公地放領政策」進行檢討，內政部的結論是：「專案放領公地於桃芝颱風及九二一大地震中，造成土石崩塌者只有７８筆，僅占放領筆數之０．６８％，影響不大。」
公地放領，許多是高山的宜農、林的山坡地，多數更是集中在災區之內，前面才說影響不大，隨後馬上打成落水狗，政府的說法倒底要聽那種，高山農民就這麼任人歌頌、任人羞辱？
多年來土石流為患的問題，大致不外山麓坡地的土石崩落或滑動，以及河道上的土石流動，其實二者有密切的關係。山麓坡地的土石流，多半是地質破碎經水流支解、沖刷後，急速向下坡崩落、滑動，崩落的土石集中在河道上，經大水的帶動，又形成河道型的土石流。
土石流的形成，一部份來自原始林地的土石崩落，地質破碎是主要原因，但是另一部分來自山林遭到破壞，台灣早期許多原始林遭到大量砍伐，砍伐後的恢復造林，無論是造林林木的選擇錯誤，或是這些新造次生林的根系尚不足以抓地牢固，在水流沖刷後，都增高土石向下崩落的風險，而崩落的土石在河道淤積，如果缺少疏浚或阻攔，在大水來臨時，就會向中、下游沖激。
從過往的記錄，農地對於土石流的形成，其實並不是主要原因，除了農民為了作物利益，會進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個是農民為了方便農事工作，鮮少選擇陡坡進行種植。高山農民不是造成土石流的主兇，但他們卻是土石流的受害者，無論農地受害、房舍受損、人員傷亡，高山農民始終生活在土石流的恐懼中。
面對土石流的出現，學界有二種看法，一種是以自然觀點看待，認為土石流本身就是一種地質運動，由山上衝流下來的土石，形成下游的平原，或者彌補海浪帶走的海岸，長遠看它有正面意義，換句話說該自然的還給自然，人不該居住在土石流的活動區，因此遷村成為唯一選擇。
另一種則是以住民觀點看待，在土石流發生或經過的區域，以工法技術建立防護措施，保障居民安全，其中工法有傳統的水泥工法，以及生態工法的方式，透過不同的工法施作，保障土石流區居民的安全。
於是在這裡出現若干價值的選擇，簡單說之人類的活動界線該到那裡？那裡是生態保育為重禁止人類活動？那裡是危險地質區域禁止人類居住？以及在農業、觀光價值的權衡上，何處是人類完全退出的地點？
這是一個充滿思考性的命題，包含生態維護與住民生計的思考，如果要用二千公尺以上不該有人居住來畫界，那麼二千公尺以下就沒有土石流危機？許多的例子顯示，土石流不會只有發生在二千公尺以上，花蓮大興村、南投木屐寮、以及東勢風景區，海拔都在二千公尺以下，甚至不到一千公尺。如果各海拔都可能發生，為何二千公尺以上的高山農業以及高山住民，就該是被禁止的一群？是否意謂著他們人少、勢寡或經濟力薄弱。
那麼，讓人質疑，為何都市平原上的災害，可以傾全力建設挽救，而高山上的居民就該被犧牲，為何中橫上有著企業投資的谷關風景區，道路必須全力搶通，而連結到德基附近部落乃至梨山蔬果區的道路，就該被犧牲？難道其中隱含著職業、選票壓力乃至人種的不平等。
如果人生而平等，國家必須以相同的力量照顧國民，那麼二千公尺的全面禁止線不該是便宜之計，在避開無法以工法保障的土石流區、生態重要的自然保留地，以及整頓高山超限濫墾的區域，政府有責任全力保護高山住民的安全，不能在輕率的思考、不願投資的心態、以及便宜行事的建設之下，就藉口生態保育或自然為害的無法抵擋，就放棄一樣由憲法所保障下高山居民的居住、生活及工作的權益。
高山居民的價值，除了原住民部落的鄉土文化外，那麼也來談談被按上罪名的高山農業，看看它的價值，以及歷史的悲情，回顧政府如何歌頌，如何放縱，又如何在成災之後推責諉過。
高山農業有其發展緣由，如果農委會官員不龜縮，出來說說溫帶的台灣如何利用高度種出寒帶蔬果，它的重要性為何？如果台大高山農場的教授不畏事，也該出面說明武陵、清境、福壽山三大高山台地農場，它的耕地優良在世界的排名？別一碰到政治鋒頭，個個隱忍，就留高山農民獨自任人指責。
優良的高山台地，特殊的寒帶氣候，讓高山農業成為台灣的農業競爭力，五十年開始農業上山，福壽山、清境、武陵三大農場成為優良高山農場，耕地、作物的改良，台大、農改場出力不少，六、七十年個個高山農民成為國家之光，小蔣時常上山探望，八十年續當農業典範，當時當權的農業總統阿輝伯還參觀、頒獎、歌頌，自傲創造精緻農業的典範，到了現今的阿扁總統也沒缺席過，當起東勢總統梨的代言人，還在阿扁電子報中稱讚，「梨山就是台灣的花果山，也是台灣好山、好水、好人間的代表之一。」
山上好風光，高官平民個個稱道，那個不想上山撈一筆，但是在高山可種植農地面積有限，農民苦無土地，政府放出租地造林政策，如此無異大開方便之門，鼓勵農民上山，造就六十年的農業大上山，每個上山農民腦筋動到山坡地，申請當林農，法律定出上山造林三成面積可種植經濟作物的遊戲規則，到六十五年小蔣決定停止山林放租，但山上早是熱鬧非凡。
到了七十九年，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出爐，原本立意良善的保障原住民生計之法，又成上山屯墾者的方便之門，平地農民以原住民為人頭，明著原住民自耕自種，但實際上由平地農民付出租金，甚至雇請原住民當工收成，山上又是一陣熱潮。再加上八十年初的公地放領，從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山坡地，合法的超限使用，不合法的盜墾，造就二度的農業大上山。
三十年來，山上大開發，如同政府作庄、民眾上山，難道林務局不知道租林為了是種果樹？難道沒看見處處山坡超限濫墾的問題嗎？問題是查核報表年年作，但是高官讚譽、地方勢力、加上有林租、果租可收，林務局如何嚴厲查辦，九十二年監查院糾舉，濫墾地不縮反多，林務局推說公地放領後是地方政府主管查報，地方政府推說人力不足、法條不明。官官相推，災害問題陸續出現後，乾脆就開始把高山農民當箭靶，從貪婪到無知，每遇一次風災雨害，就拿來鞭打痛斥一番，當成社會氣氛的祭品。
高山農業的超限濫墾，農民貪是個人私利，但是執法不嚴卻是政府之過，不執法等一出事就怪農民，請問政府何用？高山農業有適宜開墾的農牧地，取締非法、保障合法是政府之責，但一出事好壞不分，一竿子全打成十惡不赦，請問政府何能？
高山地區濫墾，要怪高山農民之貪，應該先想想什麼經濟邏輯逼著他們為惡，上山墾荒如同一部農業蒼桑史，是農民的無奈、也是政府的無能。六十年代三大農場交通便利，附近的墾民以嘉義、苗栗山區農民為主，他們為何背景離鄉來到山上，多數因為平地農業耕地有限、收益微薄，為了謀生只能往山上找地耕作。高山上良好的農場早是退輔會所有，他們只能開發山坡林地，種下水蜜桃、蘋果，但是好光景沒幾年，碰上水果開放進口，除了在梨山、清境的觀光區內有間小店，還能多賺點上山遊客的直銷錢，多數農民根本不像外界所想的爆發戶，其實個個都是苦哈哈撐著。
上山苦撐，總比山下農業苦悶好，台灣平地農業問題無法解決，就注定會有農民上山搶種，民國八十年前多數集中三大高山農場周遭，高山農民向林務局租地耕種，到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通過，以及公地放領開始，高山農民開始挺進各個山區部落，向原住民租地耕種，連帶原住民也受雇或自行耕種，改善部落的經濟。
有限的種植及挑選適合地點的種植，加上適度的水土保持，高山農業其實不會造成危害，就像農民最愛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土是農民的命，誰願意讓它流失掉。」但是經濟邏輯讓這句話成為空言。台灣農業的產銷體系，賺錢的是大盤、中盤，農民永遠是輸家，以現今熱門的高山高麗菜為例，高山上多半是承包制，農民下種，大盤就上山包地，一籮高麗菜，包給大盤平均價錢約五、六百元，但是扣除肥料、農藥及人力成本，高山農民一籮高麗菜只有一百元利潤，如果在加上高山風災雨害，有時一年四次種植只有三次收成，那一年鐵定打平、勉強餬口。
反觀蔬果大盤，一籮六百元收購，以十二顆計，一顆約五十塊，賣到都市八十多元左右，如果遇上颱風天更飆到百餘元，大盤賺，農民依然寒酸，這樣的邏輯讓付出勞力的農民利潤微薄，為了生存只有增加產量，紛紛超限濫墾就為多種一些。於是，山下貧困的農民往山上擠，山上農民為了增產不斷開地，林地一塊塊被剷平，從合法地種到非法地。有人說高山農民貪婪，為了賺更多不斷墾地，他們說如果價格好、少剝削，他們也不願吹寒風吊流籠，瑟瑟縮縮在山裡求生。
農民耕作沒問題，但一碰上偉大的政策，偉大的商業邏輯，他們沒折，能作的也只有用更多勞力，挖開更多土地，砍掉林木種植果樹，再砍倒果樹種植蔬菜，曝露在更多噴灑農藥下的致癌危機，贏得他們的生活所需，這就是他們卑微的貪婪！
高山農民在興盛時是寵兒，高官權貴個個爭功，小蔣帶上山，阿輝伯發展精緻農業，阿扁促進農業休閒，每個都為高山農民加上桂冠。如今，一旦成害個個撇清，從批評、查辦到遷村，一個比一個講得義正辭嚴，但是那個真把下過決心，好好把高山農業問題整治一番，發展適合高山生態的農業，超限濫墾的輔導下山，真正通盤檢討台灣農業的問題。
高山農業的存廢，在於它的價值，而不是災害，如果山上土石成災就急急按上罪名，廢止高山農業、居民遷村，那麼雲嘉濱海地層下陷是否也得停了養殖業，驅走沿海居民？那核子電廠附近、都市淹水區又豈能住人？如果不思解決之道，將停業、遷村作為政策萬靈丹，大筆一揮趕人成了政府鐵腕，這樣的執政效率，就等民怨四起吧。
縱觀台灣整個山坡地違法使用問題，工業乃至休閒用途的違法使用比例遠高於農業，其中大礦場的利益、高爾夫球場的球證，掩蓋事實全貌，政府總是只提農業迴避其他，甚至拿著二千公尺的高山農業，當成台灣山坡地全面潰爛的社會祭品，高山農民成了一切罪過的背負者。
台灣多高山，平原腹地狹小，人口增加勢必向山區發展，遇災封山不是長久之計，高山的過度開發固然危害生態，但是也不該閉鎖山區，祭出山隘線再度成為禁地，取締濫墾地保護生態是政府責任，同樣地適宜的國土規劃，保護高山上珍貴的農業區，也是政府的責任。
政府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創造和樂生活，是難以推卸的責任，這次土石流為患的地區，是否已做到最良善的工程設計，諸多學者提出的中橫隧道化、大跨距拱型橋樑，聚落村島化、土石蓄流區的設計等等改善工程，無論是生態工法、水泥工法，有助高山居民的生活安全，政府不該沒做，或者為了省錢按照舊法施工，遇災必壞之後，就作出省力結論，高言封山遷村。
地質變動是自然運行，人固然不能勝天，但它不能作為政府懶惰的藉口，日本同為多山的島國，但是他們對於高山的生態保護與居民生存，早已取得一個平衡的作法，在防治災害的技術上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再者荷蘭是個低地國，如何與海爭地，甚至開創出花卉王國，都是人與自然找出共生線的典範。在高言人不能勝天之前，該問政府又努力過什麼？對於不作、不願作、不會作的政府，人不能勝天只是虛偽的藉口。
從賀伯、九二一、桃芝到敏多利去分析，土石崩落多為自然地，開墾的農地並不是災害主因，反而農業聚集的村落成為最直接的受災地區，災區裡的高山農民是受害者，請別再將成災的罪名按在高山農民的身上。
對於受災的山區，能改善的就該全力改善，在農業與生態之間，找出人與自然的共存線，若是無法可施、屬於高危險的自然之地，一定要遷走受害的災民，也要讓他們光榮下山，畢竟是政府歌頌高山農業、政府放縱超限濫墾、政府無力改變產銷剝削，才讓這群高山農民被迫面對艱危、流離山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