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你話死就死咩？ - 香港形象

”I await the end of cinema with optimism.”
——Jean-Luc Godard

每一樣事物都好像注定了有開始，有終結。

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說「上帝之死」，形而上的上帝就煙消雲散；當福柯(Michel Foucault)說「人之終結」，知識和道德的主體又消失了；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作者死了」，讀者可任意解讀開放的文本，又有人七嘴八舌道「讀者死了」。一個時代旋起旋滅實在令人瞠目結舌，甫出現一種新看法、新主張或新事物，人們就巴不得它早日壽終正寢。

藝術呢？百多年間，七大藝術——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文學、舞蹈、戲劇——都推陳出新，名家大師輩出。各式各樣的流派、主義在二十世紀風行一時可是大多維持短暫。而最晚出現的「第八藝術」電影，則兼具視覺元素、聽覺元素、戲劇元素、動作元素等範疇，且深受大眾所喜愛，彷彿成為了眾多藝術之首，在文化藝術和大眾娛樂之間遊刃自如。

電影是二十世紀的藝術，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重要導演如格里菲斯和愛森斯坦確立了比較成熟的電影文法，繼之而起的歐洲先鋒派、德國表現主義導演以及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等人的努力也教人對電影刮目相看。戰後，日本三大導演——黑澤明、溝口健二、小津安二郎——連番拍出佳作；到了六、七十年代則可謂踏入電影的高峰時期，法國新浪潮、德國新電影、意大利藝術電影、美國作者電影、歐陸電影大師先後冒起。然而，一轉眼踏入八十年代，就是電影的衰退時期。雖然中港台電影在此時終於邁向成熟，香港新浪潮電影、台灣新電影、第五代導演電影接連出現，但歐美的電影界卻是一片殘年急景——杜魯福(Francois Truffaut)和法斯賓達(R.W. Fassbinder)英年早逝，許多意大利名導在之前(七十年代中)相繼去世，青黃不接，藝術片打入冷宮，美國的一眾作者備受冷落，且經常預算失控，最致命的是電視及鐳射影碟的全面普及化，加速了「電影之死」。

電影研究學者Wheeler Winston Dixon替The End of Cinema as we know it一書所寫的壓卷文章Twenty-five reasons why it’s all over一氣呵成陳述「電影終結二十五條」，等於判「電影」死刑，即罷不是即時「問吊斬首」，也算是「凌遲處死」了(當然，他所謂的「電影」是指用菲林拍攝，在戲院大銀幕放映的「電影」，且矛頭似乎直指美國電影)。我無意一一譯出(未免觸目驚心)，容許我以一個段落概括起來吧：

院線上映發行不再是必然事；電影成本過高、經營不易；當今電影太幼稚、太平庸；外國電影全球院線上映發行不易；黑白片電影不再，一定是彩色片且最好沒有字幕；主流市場封閉；電腦特技太多，自然真實感不再；電影為電視螢幕而制，而不是為電影銀幕而制；「笑位」太計算、拙劣；MTV式剪接；直線敍事、市場主導；另類影展不另類，大影展似市場；史匹堡及佐治盧卡斯的惡性影響；輿論霸權、消費文化；全面數碼化；經典電影地位固若金湯，非經典電影消逝；翻拍成風；觀眾低智；傳統電影製作方法崩潰；互聯網興起；電影院不再凝聚人際關係……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自序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誠如所言。試試類比參照，電影也可算是一代之娛樂、一代之藝術，終將經歷其興，其衰，其亡；終將經歷發展至極致(可能是過度複雜化)，然後讓位予新的藝術或娛樂模式。換句話說，電影娛眾的功效勢必殆盡消弭，但其藝術性也未嘗不能令它轉化成不朽。

浮世繪、唐詩、宋詞、古典音樂、南音、粵劇、莎劇都曾風行一時，與大眾文化渾然一體；然而隨著新興的媒體與技術出現，傳統的藝術文化終將不獲大眾青睞。但是，按歷史進程發展所示，大眾文化唯有過渡到高雅文化的層面，即進入博物館、資料館、圖書館、演藝廳和學府之門，才能攫取不朽之身。

一如浮世繪和木魚書，電影菲林及電影雜誌很可能成為文物，透過悉心保存，他日可供展覽及研究之用，而放映電影菲林也終將成為難得盛會。電影成為每間學府皆設的一門專門研究學科，愈來愈多的論文以電影為題。在中小學，電影課甚至可與音樂課、美術課、體育課等量齊觀。電影院成為陳蹟，但有一兩間戲院會好像新光戲院般被大眾呼籲保留。

但在我們悲喜交集之時，我們不應忘記電影教育的問題。這裡涉及到「怎樣教」和「教甚麼」兩個層面。本文無意為大、中、小學的電影教育法進言，倒想在此集中討論一下教甚麼的問題。

教甚麼的問題，關乎內容。根本上說，就是涉及「正典化」(Canonization)的問題——甚麼應該教，甚麼應該不教，甚麼應該放進教科書內，甚麼應該放進課程內。

美國自1927年開辦奧斯卡金像獎，法國自1946年開辦康城影展；意大利威尼斯影展自1949年開始頒發金獅獎，德國自1951年開辦柏林影展。以上幾個電影強國透過每年的影展及獎項進行全球性的電影正典化工程。華語地區的電影教育當然離不開歐美經典電影，但華語電影本身的正典化也不應忽略。

香港電影的正典化進程較晚——金馬獎自1962年開辦，金雞獎自1981年開辦，但香港電影金像獎自1982年才開辦——戰前及戰時電影由於碩果僅存，因此較容易取得有利位置。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華語電影，似乎更需要達到共識，進行研究、推廣，以達正典化的目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編選的《經典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起了一個難得的模範，從電影的藝術性和歷史意義選出百年二百部經典華語電影，為正典化立下基石。當然，我們一方面希望日後有中港台三地的電影研究學者、電影教育工作者及影評人能夠進行更廣泛的評選，另一方面也希望中港台三地可以個別評選經典電影，並寫出更深入的評論文章，甚至可以作為教科書，幫助電影教育，令「教甚麼」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電影」似乎行將終結，又彷彿在歷史上取得不朽的位置。桑塔格(Susan Sontag)在A Century of Cinema一文中回顧百年電影和自己的觀影經驗，不無感慨地說，電影的黃金時代過去了，雖然佳作依然出現，但電影的痴愛消失了，電影也名存實亡了。桑塔格期待著新一種電影的愛誕生。當我們回顧藝術的歷史，我們不難下一個結論——恐怕這一種新的電影的愛，只可以是經典的再認和歷史的緬懷了。

(刊於《香港電影》第二期附送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HKine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