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主要是為了回應鄧兄的留言和他的〈喔﹗陶傑〉—如無記錯文章標題的話……）

圖一：演說中的陶傑

許多人說陶傑是「香江第一才子」。更多人對此表示不滿。問題不是「才子」二字，稱陶傑為「才子」，大概沒有什麼人會反對，關鍵處在於「第一」。若論文才，黃霑、林行止、董橋、李碧華、梁文道、李敏等等都有為數不少的支持者；若論受歡迎程度，陶傑也未必比張小嫻、亦舒、衛斯理強。只是若換作「香江最成功文人」，則除了金庸這個「屈機」老前輩外，就要數陶傑了。陶傑是香港少數能「以筆惑眾生」的文人（亦有人稱之為「文棍」，反正都是稱呼一個而已，相信陶傑不會介意這稱呼），他那支筆尖銳鋒利，為文愛恨分明—偏偏讀者對他也正是如此。

一、「庸俗的才子」﹖

近年陶傑於文壇幾近形成一種「才子文化現象」。有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甚至煞有介事地，以陶傑作為研究對象，試圖以文化理論來解讀他受香港人歡迎之原因及影響。陶傑一方面走向大眾（或走向市場），一方面被「學院派」排斥及批評—在文化素養較高的知識份子圈裡，出現了「喜愛陶傑等於低品味」的聲音。這種兩極化的文化現象，恰好反映陶傑的爭議性。

陶傑是我喜歡但稱不上欣賞的作家。作為一個陶傑的讀者，「喜愛陶傑等於低品味」無疑是一種歧視。陶傑的情況與台灣的李敖有點相似，在學院派眼中，幾乎等同「庸俗的品味」。喜歡陶傑或李敖，也會被某些文化人看不起，想來真冤枉。而我同時兼有兩者，加之生平最喜的就是屎尿屁、廁所、性文化、粗口文化、麻將、周星馳……看來我品味之庸俗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了。

對於陶傑君的毛病，我也有些概念。他愈寫愈濫、愈寫愈爛的確是事實。他對中史的認知和態度更是令人不敢恭維（有人以為他寫出〈關門的歷史系〉、〈請報文科〉等文章就代表他很尊重歷史，其實他尊重的只是西史，只要看過〈不讀中史〉一文便會明白）。他所引用的中國歷史資料，常出現錯誤，也是一大問題。早些年潘國森撰《修理陶傑》一書時便已指出其文章錯處凡數十。另外，他喜歡憑恃文才胡說八道，發表不合邏輯的謬論，這點也令人很嘔氣。

圖二：陶傑《泰晤士河畔》，（香港：皇冠出版社，2003年），256頁。這是零三年重印的版本，《泰晤士河畔》曾獲得「第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亦是陶傑的代表作。

二、陶氏兩大利器：知識性與趣味性

不過我仍然認為他的文章有頗高的閱讀價值。首先，他的文才的確好，詞彙豐腴綺麗，讀上去頗有美感。中學生讀陶傑，有助掌握寫文章的基本結構和修辭，兼學會許多成語和較典雅的用詞。其次，陶傑博覽群書，雖然偶有錯誤引典或引喻失義，但總的來說，陶氏文章的「含金量」豐富，每每將他胸中所學融會貫通，再穿插於行文之中。陶傑不是「百科全書式」作家，但他整理排列資料的角度頗特別，很有自己的一套，這種將資料消化、歸納，再融合的思考方式才是陶氏散文的魅力之處。我讀陶氏散文的時候，常會得到莫大的啟發，即使間中他的論證隨便、有悖邏輯……

緊抓知識性與趣味性，是陶傑成功之要素。陶傑是個聰明生意人，這點大家都心裡有數，所以他很懂得抓緊潮流脈搏和民眾心理，如果從一般消閑解悶的閱讀導向來看，讀陶傑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陶君很懂得討讀者歡心，這是事實，衛道之士未必喜歡這種「文棍」行徑，但認真想一想，「討讀者歡心」本就是作家的基本要求，問題只在於會否為了討好讀者而「出賣作家良心」。

圖三：《有光的地方》，（香港：皇冠出版社，2003年），215頁。

三、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高質素的讀者不止追求「文字的快感」，也要求作者要有「寫作良心」，這一點陶君經常為人所詬病，我也不打算替他辯護什麼。陶傑君東拉西扯的通識吹水能力太強，往往過份追求文章的「藝術性」而有傷文意，甚至歪曲道理，尤其對中國文化每多嘲諷，惹人反感。許多人狠批他「崇洋」，只曉得一味批評「中國小農社會式思維」，都不無道理，但又不見得全然如是。

經我多年的觀察所得（我讀陶傑大概也有六、七年罷﹖），陶傑對中國文化絕對不是如人們所想的全盤否定，他欲批判的主要是「中國式思維」，那就是「陰謀論」、「窩裡鬥」、「家長式管治」等落後而「尚黑」的「醬缸文化」。至於甚少論及中國文化的光明面，因為他認為「挖掘陰暗面」比這些都重要。我記得陶傑曾經寫過，那些恭維和讚揚中國文化的文章已經有許多人在寫，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他的關注面不在那裡。這可能只是個藉口，沒人知道他的真正想法，他不寫「中國文化的光明面」或許可用更直接的方式理解—他本就是一個刻薄和「口臭」的人。批評多多讚美少，正是他一貫的風格罷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