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很「法律」的技術性文章，可是也許在現在的法律戰中，也需要添一些子彈吧。

青年樂生行動聯盟： www.wretch.cc/blog/happylosheng

舊作：樂生院命運試煉台灣人靈魂：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iaobruce/3/1272459255/20060819131650/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迫遷樂生院民，有違反公約之虞的報告： http://www.unhchr.ch/huricane/huricane.nsf/view01/63355551F63FFCAAC125704400573FB7?open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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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存的是「人」，不只是「古蹟」！
—刀下留人，暫停執行樂生院拆遷命令


台北縣政府正式對樂生療養院做成「命令拆遷」的行政處分。而從行政院、台北縣，到法院的爭論中，幾乎都把這個事件敘述成「捷運」與「古蹟」的拉鋸。殊不知，真正該受到保護的，是居住在樂生院內的「人」！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專員在2005年針對台灣樂生療養院所做的報告，早已指出在這些漢生病患的特殊境遇下，強制搬遷行動在法律上將因侵害院民之「健康權」與「適當居住權」，而被「推定」違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樂生療養院的硬體設施之所以可貴，正是因為它與院民的相互依賴，已經到了不可分的地步。療養院安撫照護了這些被無知與恐懼集體迫害多年的病患，所以才有資格成為文化資產。

樂生事件之所以一直被綁在「古蹟」上面打轉，部分原因其實是法律專家從技術上找尋「樂生院民免於搬遷權」的「法源依據」而不得。既然找不到保護「人」的法源，那就只好從院民們最依賴的「物」來著手。這樣的苦心值得讚許與同情，但卻也讓樂生爭議少了幾分「人」的氣息。

其實，「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正是極少數我國已經正是簽署並經立法院審議批准的「條約」。它不但有拘束力，而且效力至少相當於法律位階。有人還以為國際公約或是憲法上的人權規定，都必須等待其他「法律」具體落實後才能執行。這是對人權法的一大誤解：人權公約（或憲法、其他民權法）中的權利，在「積極請求給付」時或許還需要立法落實；但在「防禦國家侵害」部分當然是直接、自動執行，並不需要「等」其他法規。這也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報告的基本意旨。

台北縣政府的拆遷命令，是一個直接限制樂生院民權利的行政處分。它不只是「拆」（物），而且包含了「遷」（人）。它的時效非常急迫，幾乎無法容許任何公共思辯、相互理解對話之空間。而拆遷行動將破壞院民極度依存的環境，可能立即造成健康權與適當居住權不可回復之危害。樂生院民百分之百擁有公法上的權利，提起爭訟請求撤銷這個拆遷處分；而法院或訴願受理機關更應在此危急之秋命台北縣政府刀下留人，暫停執行。唯有先停止這個「拆遷命令」，我們才有時間好好地來檢視樂生院民的需求、古蹟的價值，以及工程技術的關係。

一般來說，公共建設的規劃與執行，乃是行政裁量的範圍。可是在拆遷行動的損害將如此巨大、不義，而時間又這樣急迫的情況下，已經構成了大法官釋字469號解釋所承認的「裁量收縮」。台北縣政府有義務暫時打住，與各方意見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而不是再一次拿著工程與經濟優先的傲慢態度，拒絕聆聽院民的聲音以及其他專業的意見。當政府為「正名」與「轉型正義」不惜耗費鉅資的同時，為何這麼吝於在這個最代表正義意涵的案子上，表現一點人權的關懷與民主的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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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其實也是針對之前行政法院（駁回假處分聲請）的保守見解而發。想提出幾個新的點：


首先，就國際公約（或憲法）「仍待法律具體實現」這一點，其實國內行政法學界通說早就駁斥了這個概念。因為「防禦權」或「自由權」根本沒有「待法律落實」的問題，而是本來就可以直接援引憲法來適用的。所謂「需要法律實現」，主要都是指積極給付請求權。（如：健保給付請求權、社會福利給付請求權等）今天探討的是「不要侵害」（撤銷「拆除處分」），是典型的防禦權主張，所以依理根本沒有「待法律落實」的問題。

此外，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撤銷訴訟）所謂的「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在面對「侵益處分」（或稱「負擔處分」）的時候，相對人做為原告，根本無庸釋明。也就是說，只要存在一個侵益處分，處分相對人就「當然有權利受侵害」。這稱為「相對人理論」。哪兒需要在訴訟還沒進行實體內容時，斤斤計較「有無權利受害」？（當然，停止執行的聲請，是必須衡酌「權利」是否重大不可回復）

第三，這個案子涉及的國際公約與以往不同。一方面，這是我國已經簽署批准的有效條約，依據最高法院的判例，有著相當於法律的拘束力；另一方面，聯合國有初步的調查報告，其finding應該可以做為依據之一。

另外，我建議的是另外提起「停止執行」。針對的標的是「拆遷處分」。這與「假處分」的聲請可以分進合擊。因為「停止執行」與本訴「撤銷訴訟」，與我前述的「侵益處分--相對人理論」還有「防禦權--公約與憲法直接執行」可以比較貼近。（我不確定法扶「假處分」聲請所牽涉的潛在「本訴」內容與種類。因為依照一般教科書的說法，本訴若為「撤銷訴訟」，相對應的暫行權利保護必須是「停止執行」而非「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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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批評藍綠政客？

因為這個案子不該是「新莊居民」與「少數樂生院民」的絕對衝突。雙方的利益是可能取得雙贏的。

但藍綠政客與開發業者，加上本位主義的技術官僚，把這個案子操作成「少數 vs. 多數」。這種決策模式，其實正是台灣幾十年來政府一貫的惡劣傳統。為什麼（各地）地方居民總是得用圍廠、激烈抗爭的方式對付（看似公益所必要的）焚化爐或其他公共設施？因為決策單位鮮少真正公開聽證，並且進行各種選項的公開辯論。當居民知道時，多半木已成舟。「溝通」也者，只是「定論後的」說服而已。

然後呢，法院往往又不重視「決策程序公開」的民主基本要求：只要主管機關在形式上有法源依據，而且儀式般舉行公聽會或其他摸頭會（而非「聽證」），就從不推翻行政決定開發的政策。

於是，居民憤怒的抗爭，還要被媒體、其他地方居民，還有政府醜化成「不守法」、「只顧自己」。

這就是政客與資本家藉由假民主程序，挑撥分化「人民」來掌握資源的手段。從國民黨到民進黨一以貫之。

真正的民主思辯，不是儀式般「聽意見」或假中立地「各讓一步」。而是要用一些機制，迫使這個充滿開發迷思的國家機器與社會，認真考慮「其他選項」。

在美國行政法的案例中，自從1970年的Overton Park案以後，政府決策沒有真正將各種選項與意見，用詳盡的書面研究報告加以回應並說明選擇原因的話，幾乎都會被法院以「恣意決策」之名撤銷。Adequate Consideration已經成為行政上的基本要件。但我們的行政法院還很少要求這一點（日前ETC案是少數例外之一），儘管「禁止恣意」以及「適當考慮」也都是我國法律上明文規定的要件，以及行政法學的基本原理。

回到樂生。我認為真正的「思辯」、「對話」根本從來沒有「開始」過。當開發單位沒有認真考慮「其他選項」，並且對於其他選項的「提議者」進行有意義的答覆前，哪兒來的「對話」？

樂生所謂的「抗爭」，只是謙卑地希望主管機關「開始認真考慮」，並且「仔細聆聽其他選項」。

如果傲慢的決策者早些真正對話並聆聽，如果我們的行政法院提早用adequate consideration逼著主管機關「聽聽不同意見，審慎考慮其他選項」，又何必肉身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