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9日，台灣總統府前的介壽路（凱達格蘭大道），爆發了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領導的「倒扁」反貪腐靜坐。
對現實政治裡的權力鬥爭，堅持小民史觀的我，向來是不評論的。不過現任民進黨游大主席，竟然為了「挺扁」，在9月16日下午民進黨動員參與的「我們在向陽的地方」活動時，聲嘶力竭地對全國人民呼喊著：「這就是他們替『中國人糟蹋我們台灣人』，對不對？咱可以讓人家糟蹋嗎？不可以讓人家看衰小，對不對？」政治語言可以「驚悚」到這種程度，實在讓我嘆為觀止。
游大主席這番「中國人欺負台灣人」的「挺扁」言論，先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手法畫分族群，讓自己站在有利的這一邊；再把政治上的對手貼上「異類」的標籤，讓無知的小民產生惶恐，這其實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權力鬥爭的傳統。感謝游大主席的忠告，讓活了40多年的我至今才覺悟：原來家父是中國人，家母是台灣人，而我只是個被「糟蹋」出來的副產品而已。幸好我天生駑鈍，不必忍辱就能偷生，相形之下，游大主席的遭遇就更坎坷了。
對台灣黨外運動史稍有涉獵的人也大多知道，游大主席出身比他主子阿扁更寒微。最難堪的是他的生父在他十四歲時因貧病交迫而亡，生母改嫁一名湖南籍軍人「夏福禧」，因而他戶籍上有了一位「糟蹋我們台灣人」的「中國人」繼父，讓他不能阿扁像那樣誇耀自己是「台灣之子」。
我很慶幸，家父是他們口中的「中國人」，認與不認都一樣是「賊」，不必傷太多腦筋；但游大主席卻是在年幼之時，被迫「認賊作父」。游大主席說「天要下雨，是天助阿扁」；那麼「娘要嫁人」，而且是要嫁「中國人」呢？今天他為了對阿扁宣示效忠，不惜「大義滅親」。所有「勇敢的台灣人」，為了他的「國仇家恨」，一定要好好追隨他。
不過在此我也要為游大主席說句公道話，他所說「倒扁，中國是藏鏡人」的政治語言，在台灣也不是空前絕後。早在兩蔣「殺豬拔毛」時代，我們台灣中小學生就讀過「反紅經典」－－南海血書。執政者如果要號召人民「殺豬保台」，千萬別忘記當年的統治神話－－南海血書，我們還是先從作者「阮天仇」說起。請大家翻開小學社會課本第八冊的第三課「怒海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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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亂的歲月裡，人的生命，比螞蟻還不如。」呂慶生流著眼淚，嗚咽著說。
慶生是丘家的遠親，他稱多年老先生為表舅公。民國六十四年，越南淪陷，呂家眼看著親朋故舊遭受越共清算、鬥爭、勞改、處死，真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於是，越南的難民潮，震驚了自由世界。呂家住在西貢，駕船冒死逃亡，在南海漂流了半個月。全船四十九人，獲救的只有十七人。呂家一家七口，倖存四人，輾轉來到臺灣，被安置在澎湖的難民營。
「我們一家算是很幸運的了！」慶生對丘家的人泣訴著說，「有一個名叫『阮天仇』的越南人，一家十一口，大哥死在越戰炮火中；姪兒在一場暴動中被流彈所殺；九十三歲的老祖母和七歲的姪女，在越共政府的『照顧』下活活的餓死；父親在鬥爭大會上，被一棒一棒的打死；三哥在集中營裡，忍不住飢餓，偷吃了一個甘藷，被綁赴刑場槍決；大嫂死在獄中；母親在逃亡時被匪幹推下海淹死；妻子逃亡到海上，被海盜射殺。這一家只剩下阮天仇和他的兒子文星兩個人。船在南海的怒濤中漂流，難民們攀上一座珊瑚礁後，熬到第十三天，文星痛苦的死了。他的屍體被一同逃生的難友吃了，而吃了屍體的難友也陸續死了。海天茫茫，只剩下阮天仇在珊瑚礁上等死。他撐持了四十二天，也終於死亡。──這真是人類歷史上的大悲劇，竟發生在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
心健說：「人間慘事，訴說不盡。有一個十七歲的越南華僑陳蕙蕙，和五十個人一同駕船逃亡，在南海觸礁，經過一百五十多個劫難的日子，只剩下了一個人──陳蕙蕙。她獲救後，被送往澳洲。苦盡甘來，如今她在澳洲過著自由的生活。」
心健以沈重的語氣，復述了陳蕙蕙的遭遇：「我的父親是一位鐘錶商人。越南淪陷，越共沒收了我們全家的財產。」
「西元一九七八年（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十二日，我們用金條買通了關節。準備逃亡。那晚，在寧桂橋畔，乘舢舨駛向河流下游，準備登上停泊在沙洲旁的一隻大船。父親和母親以及兩個弟弟，未能及時登船。我和大哥陳燦，在船上哭著抗議，但船長說：『孩子，冷靜一點。』說著，大船就啟航了。」
「九月十八日晚上，船在南海誤觸珊瑚礁而沈沒，全船五十個人，攀上珊瑚礁。攜帶的食品吃光了，就尋補生牡蠣充飢。過了十多天，五十個人中，接二連三的死亡。有些人駕木筏冒險求救，都一去不返。大哥陳燦，患了腹瀉症，痛苦得投海自殺。」
「日子一天天挨過去，只剩下五個人了；三個女的，璜三十五歲，蘭十八歲，蕙蕙十七歲；兩個男的，康十八歲，鈞十四歲。牡蠣捕捉盡了，我們捕捉海鷗充飢。也不知是哪一天，璜死了。蘭被海浪捲走。康臨死時對我說：『我死了，會叫一艘船來救你。你等著！』康死後的第九天，鈞在睡夢中死去。這時在我的周圍，空無一物，只有大海和沈寂。有一天晚上，我在昏迷中聽見康和鈞的呼叫：『醒來，蕙蕙，明天有船來救你！』我驚醒了，彷彿聽到馬達聲，真的來了一艘菲律賓的漁船救了我。我在菲島登陸，看到牆上的日曆，是西元一九七九年（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現在，我在澳洲。我雖然失去了一切，但我看到美麗的明天！」
爺爺說：「在香港，不是也有難民潮嗎？大陸同胞，冒死游泳，逃亡到香港的很多。」奶奶說：「共產黨真是沒有人性！」說著，大家感歎不已。但每個人都相信，暴政必定會滅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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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真的很愛跟國民黨開玩笑，他們不斷告誡台灣的小學生：「但每個人都相信，暴政必定會滅亡的！」偏偏人家中共也不亡，越共也不亡，反而是英明偉大的國民黨政權在2000年被阿扁「亡」了。不過政治上本來就是有起有落，興衰無常，如今換成阿扁快被府前廣場的洶湧紅潮給「亡」了。但統治者換了，統治神話卻永遠不會換，要解析統治神話，還是先說說這個全台灣小學生都認識的越南人「阮天仇」。
七○年代的台灣，真是「鬱卒」到了極點。先是聯合國「排我納匪」，將老蔣宣稱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神話氣球戳了一個大洞，但他老人家依舊昭示我們要「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接著是日本「搭搭中國巴士」，斷交的骨牌效應，讓台灣剩不到三十個邦交國。再下來老蔣「駕崩」，中南半島越寮柬三國赤化，在那段時間，新聞裡真的是「沒消息就是好消息」。
雖然御用媒體還是不斷宣傳「美匪建交，遙遙無期」，但有點大腦的人也知道，一旦與北京之間談妥了，老美遲早還是要對國民政府「背信忘義」的。果然到了1978年12月16日，美國卡特總統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半夜宣布，半個月後的明年元旦，將對台斷交、廢約與撤軍。小蔣在羞憤之餘，立即也撕去「民主」的面具，停止即將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各機關團體隨即熱烈展開各種「愛國」運動。
三天之後的12月19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刊載一篇二千八百字，署名為「阮天仇絕筆、朱桂譯」的〈南海血書〉，譯者於附記中聲稱，血書為其內弟於打魚時在南海荒島上發現。文中表示，南越會被北越「統一」，都是「偉大盟邦」與「民主鬥士」的過錯。
南海血書的內容說穿了就是執政者操控媒體，用謊言恐嚇小老百姓，影射在台的美國人及黨外人士都是「匪諜」。由於當時台美剛斷交，大家恐懼越戰的結局將在台灣重演，立刻挑起台灣人的敏感神經，這篇大作經公務機關也大量發放，所有軍民同胞朗朗上口，台灣全島掀起一股學習熱。到底我們所背誦的〈南海血書〉是什麼？作者「阮天仇」又是個什麼東東呢？請大家還先閱讀一下〈南海血書〉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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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這些年來我看夠了各式各樣慘絕人寰的死亡，對我來說，死已算不了什麼大事。只是滿腔悲憤，一肚子委屈，不傾吐出來，實在嚥不下這口氣。在南海中一個不知名的珊瑚礁上，我脫下襯衫，用螺螄尖蘸著自己身上僅餘的鮮血來寫這封信。
我不知道該寫給誰？寫給天主吧？天主當吳廷琰被殺的時候就捨棄了越南子民；寫給佛祖吧？佛祖在和尚自焚的日子就已經自身難保了；寫給當年口口聲聲為我們爭自由謀幸福的民主鬥士吧？民主鬥士正在巴黎、倫敦、紐約忙著享受自由幸福；寫給出錢出力硬逼著我們享受民主人權的偉大盟邦吧？偉大盟邦早已判決我們罪有應得又到別處去耍他們的老把戲去了。
寫給我自己的親人吧？我一家至親十一口：大哥死於越戰砲火之中；文斗姪兒在解放前一場暴動中為流彈所殺；九十三歲的老祖母和七歲的文媛姪女解放後在人民政府的照顧下活活餓死；一輩子絕口不談政治的父親在鬥爭大會上被一棒一棒地打死；二哥在集中營裡因忍不佳飢餓偷吃了一口番薯被綁赴刑場槍決；大嫂因莫須有的罪名庾死獄中；母親上船時被匪幹推下海裡淹死；妻在海上被海盜射殺；文星兒和我一同游泳來到這個珊瑚礁上，熬到第十三天就在萬般痛苦中死了，他的屍體被同來的難友吃了，吃他肉的難友也都死了。海天茫茫，如今我寫給誰呢？
我一家至親十一口都死在共匪暴政之下，你一定以為我恨透了這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是的，我恨透了他們！復仇的烈火支持著我才能忍受這麼大的痛苦折磨。但是我還有更痛恨的仇人。吃人的老虎固然可恨，但是把別人送往老虎口裡的那個人更可恨；燒死人的火坑固然可怕，但是推別人下火坑的那個人更可怕；咬死人的毒蛇固然歹毒，但是把毒蛇放進你被窩裡的那個人比毒蛇更歹毒。是誰把我們送往老虎口裡？是誰把我們推下火坑？是誰把毒蛇放進我們的被窩裡？是他！就是他！是那些民主鬥士和偉大盟邦。
我是土生土長的越南人，我的祖先來自遙遠的北方大陸，那已是三百年前的事了。三百年來，我們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我們已在這裡扎了根，祖國的泥土生育萬物來養活我們，我們死了之後又化為祖國的泥土。從前作夢也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被迫離開她的懷抱。
我們國家的北部淪陷了，大批難民扶老攜幼逃到西貢來。他們餐風宿露、啼飢號寒，起初我對他們也曾一掬同情之淚。後來共匪窮追猛打，趕盡殺絕，南來的北佬又口口聲聲要收復家園，我對著為我們惹來麻煩的北佬逐漸發生反感。我天真地以為日內瓦協定就是鐵的保證、我不犯人，人必不來犯我。我又不是什麼行俠仗義的俠客，何苦犧牲自己的幸福為別人光復家園，我竟自然到想把同胞推回火坑裡去以求烈火不再蔓延。今天馬來西亞把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推落海中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將來菲律賓把成批馬來西亞難民推落海中的心情相信馬來西亞人也會理解。人類永遠不會唇亡齒寒的道理。
魔鬼的爪子很快地伸進十七度以南，叢林中、深山裡，不時傳來游擊隊燒殺擄掠的消息。所幸西貢表面上還很平靜。政府忙於剿匪，我忙於賺錢，素來對於政治沒有興趣的我，只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國家事管他娘。「從不學什麼，也不忘記什麼」的偉大盟邦不請自來了。中國大陸的悲劇沒有給越南人和越南盟邦任何教訓。盟邦仍以救世主的姿態，要我們這樣作，要我們不那樣作。以大使館作為司令台和庇護所，運用大把大把鈔票，收買野心份子，到處製造事端。
毋庸諱言，那時我們的政府，行政效率是有點顢頇，官吏難免貪污，人民不像傳說中的美國那麼自由，但是絕大多數越南人民的生活仍能在安定中逐漸改進。只是野心分子絕少升官發財的機會。但是這些缺點畢竟不是好事，更加野心分子誇大渲染，人人便覺得「斯可忍，孰不可忍！」學生罷課遊行，和尚絕食自焚，激動的情緒使人忘記了大敵當前。少數遠見之士提出警告，要大家謹防敵人乘隙而入。
盟友傳出話來：「吳廷琰下台，共產黨不來！」信誓旦旦地保證，「只要越南人逼吳廷琰下台，盟邦就把越南置於原子傘保護之下。」我們的「民主鬥士」以壯烈的「烈士精神」在盟友的密切配合之下，槍殺了吳廷琰。鬥士們彈冠相慶，走馬上台，盟邦的大軍源源開到，越南人民開始享受「民煮」了。
越打砲聲離西貢越近，行政效率更加顢頇，官吏再加貪污，人權更沒有保障。一次一次的政變，大使館裡一次一次傳出阮文紹下台，共產黨不來的天憲，無休無止的苦難一齊落到越南人民的頭上。偉大的盟友掉過頭來與虎謀皮，用越南幾千萬人民的生命換取諾貝爾和平獎金。
一九七五年四月越南人民的末日終於來了。當初鬥士們要我們相信他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好，保證絕對不會砸鍋沉船，他自己也在船上，他自己也從同一個鍋裡吃飯，他說的可真漂亮：船沉了，不管坐頭等艙或二等艙，都要淹死。我們當時竟傻得信以為真。後來船真的沉了，才發覺頭等艙裡還有直升飛機。看來我們真像他說的永遠只有十三歲。
盟友光榮勝利同國了，鬥士飛往巴黎、倫敦、紐約去逍遙自在去了。越南淪陷後的悲慘日子，說出來他們也不屑聽。誰願意冒險犯難雜鄉背井？誰願意到陌生的國度去被人家往海裡推？誰願意漂流到荒島上來吃自己愛子的肉？電線桿倘若有腳，電線桿也必設法逃出鐵幕。
在這孤島上我已撐持了四十二天了。叫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海天茫茫，有誰聽見我的呼喚？觀世音菩薩！耶穌基督！穆罕默德！太上老君！你們聽著：我好恨啊！我恨那些把我們送往虎口、推向火坑、把毒蛇放進我們被窩的鬥士、盟友，讓我活著咬他一口，死也甘心！ 阮天仇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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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刊載〈南海血書〉的中央日報，在報上及各電視台大作《南海血書》單行本廣告，並以行政院長孫運璿在立法院答詢時所說：「大陸的淪陷、越南的淪亡，都是我們記憶猶新的教訓；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為自由奮戰的鬥士，明天就會淪為海上漂流的難民」作為宣傳。教育行政單位通函各校，要學生購買以作為教材，並要求學生撰寫心得報告，還函請國立編譯館將該文列為教材。另外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央電影公司，依照該文情節攝製電影；黨政軍經營的三家電視台，也製作連續劇在每晚九點到九點半聯播。
但天下事物極必反，〈南海血書〉作者「阮天仇」那種「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的悲慘遭遇，雖然一時之間，讓「民主鬥士」（黨外人士）和「偉大盟邦」（美國），成了在台灣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可是隨著美麗島軍法審判「叛亂案」與林義雄滅門血案的相繼發生，台灣人民對黨外人士的主張，開始有了更多的同情與理解。
〈南海血書〉實在是一個可笑又可悲的統治神話。譯者朱桂宣稱，全文是作者「阮天仇」以螺絲尖端沾手指鮮血寫在襯衫上，還裝在海螺裡面。但究竟需要多少的血、多少件襯衫才能寫下這麼多的字？又需要多大的海螺，才能才能塞進這件血書？「阮天仇」的遺書究竟是用中文、英文、法文，還是越南文寫的？這些疑問，在崇右企專任教的譯者朱桂教授不會告訴我們，刊載中央日報也不會告訴我們，國民黨更不會告訴我們。
不過我還是很感謝當時的執政者，他們在各級學校搞的小組討論、心得報告、徵文比賽等活動，讓課堂中討論的全班上下哭成一片，也讓我們把「恐共症」發洩在當時方興未艾的黨外人士身上，更讓我更看清了什麼叫「色厲內荏」。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我讀專二時，班上有個原本我一直很有好感的女孩，有一天看到她用著充滿仇恨的眼光，拉尖了嗓門「朗誦」著：
「是誰把我們送往老虎口裡？是誰把我們推下火坑？是誰把毒蛇放進我們的被窩裡？是他！就是他！是那些民主鬥士和偉大盟邦。」
真的，在我耳朵裡寒毛倒豎的那一瞬間，我的心完全碎了。雖然我知道她不是在對我說話，但我也知道她所詛咒的那個推她進虎口、逼她下火坑與在她被窩裡放毒蛇的「他」，就是我－－過去的我、現在的我與將來的我。
幻滅是成長的開始，感謝「南海血書」讓我明白，在茫茫人海中，她終究與我是不同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