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08年年初電影春節檔難得出現華語片的蹤跡。在好萊塢電影殘酷的夾殺下，華語片能在春節檔上映，既是不容易也是久違的景況。一部是耗資2000萬美金，由周星馳執導科幻新作《長江七號》；另一部則是耗資1000萬美金，堪稱台灣國片影史上製作成本最高紀錄，由歌手周杰倫主演，朱延平導演的《功夫灌籃》。「雙周對決」（周星馳VS.周杰倫）這標題因此常被報章媒體炒作的沸沸揚揚，造就十足的話題性與可看性，兩部不單只是比較成本多寡，卡司陣容而已，也能看出電影中的明星魅力是否足以吸引更多觀眾進戲院，尤其《功夫灌籃》的出現，一方面製作團隊企圖再創台灣商業電影新票房，另一方面更是重新對台灣觀眾做一次準確的品味檢視。
很不幸的，朱延平的《功夫灌籃》頂著周杰倫的響亮名號，卻完全不奏效，該片除了在中國大陸、東南亞票房破億之外，在台北票房僅開出1728萬台幣；反觀改走溫馨親情的《長江七號》，雖然台北票房未超越《功夫》的票房紀錄，但依舊大賣8000萬台幣，硬是把《功夫灌籃》狠狠的甩在後頭。對照先前曾看過朱延平在電視上信心滿滿的發下豪語說《功夫灌籃》全台票房預計有一億五千萬台幣，如今該片全台票房不到預期的五分之一，這其原因究竟為何？朱延平曾經是台灣唯一最賣座的億萬導演，也是台灣商業電影的指標性人物，這回的《功夫灌籃》在台灣為何慘遭滑鐵盧，是台灣觀眾觀影品味改變，還是創作者的問題？台灣商業電影現今到底存在與否？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論題，因此本文將以電影《功夫灌籃》為例，針對該片的製作（故事、人物角色、明星及導演）去切入分析台灣商業電影的窘境，再回頭審視台灣電影輔導金制度實行，最後歸結提出若干建議與改善之道。
二、個案研究—電影《功夫灌籃》
二十幾年前，朱延平電影一直是國片票房的常勝軍。1980年，他的第一部電影《小丑》捧紅了許不了，票房大賣，片中的人物設計、造型及劇情橋段靈感完全來自卓別林默片電影，「孤兒+流浪漢+尋親」成為朱延平電影既定的劇情公式。之後連續幾部由許不了主演的電影，如法炮製，即便劇情了無新意，插科打諢的笑鬧居多，這些電影票房依然長紅，80年代，朱延平廣為流傳的電影還有《七匹狼》、《好小子》、《異域》等。1995年，朱延平執導的兒童功夫片《新烏龍院》，在台灣總票房突破兩億元，該部電影是朱延平從影以來事業最高峰，片中童星郝劭文、釋小龍從此聲名大噪。因為這樣，朱式電影的劇情公式終於有了改變，那就是「少林寺+功夫」。每當公式一成立，朱延平就能拍一連串類似的電影，屢試不爽，加上他時常諧仿當年時期著名的香港或美國電影，把一些元素加入到自己電影，東拼西湊的劇情直到觀眾看膩，他才肯罷手。
2008年，沉寂好幾年的朱延平推出他首部好萊塢重金打造的特效運動電影《功夫灌籃》，幕前幕後電影團隊都是一時之選，這樣的陣容聲勢超越他以往所有電影，很難不引人注意。故事敘述孤兒方世杰（周杰倫飾演）從小在功夫學校長大，天生擁有好功夫，還有出乎意料的手感，碰上在街頭流浪的立叔（曾志偉 飾演），立叔看準他對籃球有異於常人的能力，用尋找親人來包裝方世杰，利用他去第一大學打籃球，兩人開始攜手闖天下。原先期盼朱延平的創作觀有些改變，藉著《功夫灌籃》能夠為台灣商業電影帶來新氣象，可惜看完這仍是一部「眼高手低」的電影。
時代已經來到21世紀，朱延平電影換了新面孔演員擔綱演出，而劇情依舊老路一條，劇情公式是他二十年以來常用慣用技法的總合—「孤兒+少林寺+功夫+尋親」，同時再度發揮朱延平的抄襲功力，把周星馳《少林足球》的劇情橋段與元素一比一完全複製到《功夫灌籃》。商業電影向成功電影的偷渡橋段，並不稀奇。問題出在於朱延平抄得不夠高明，沒有將元素內化揉合，變出「新意」。周星馳的《功夫》整體水準與格局就比《功夫灌籃》高出許多，該片也是夾雜很多電影的影子，周星馳就是能撮合中華武術文化精神與數位特效，發揮得淋漓盡致，導演自有其道理的創作態度，即為該片可觀之處。
《功夫灌籃》故事老梗簡單力薄，結構鬆散；人物角色樣板化，毫無神采。許多橋段設計痕跡明顯，像是片中酒館一場戲，周杰倫二話不說就開始跟壞人對打，為了打而打，無邏輯可言，片中有許多之處，都是導演與編劇一廂情願。很難想像製作成本一千萬美金的電影，朱延平肯花大錢在電影特效，卻不肯花大錢請好編劇寫一個好劇本，令人匪夷所思。《功夫灌籃》大形式凌駕於小內容的結果，就只是「小格局」的華麗電影。另外可惜的是，周杰倫先前首部自導自演的《不能說的秘密》，票房口碑不俗，再到《功夫灌籃》的周杰倫，前後電影水準與形象落差頗大。
劇本是電影的靈魂，也是所有台灣電影的最讓人詬病之處。商業電影理念主要是娛樂普羅大眾為最高原則，好看的商業電影更是需要「好創意」、「好劇本」作支撐，不能因為是商業娛樂電影，就自行把標準降低，規避劇本的重要性。一部商業電影假使沒有「創意」，最基本要求至少要有「誠意」。縱觀檢視朱延平電影一成不變的創作態度，讓人不免懷疑他只重視電影背後的商業利益，不注重電影本身的質。近年來，台灣觀眾的觀影水平提昇，如沒有好劇本的商業電影即使找來最好的頂尖團隊、花兩千萬的宣傳費，在創意與誠意兩者都沒有的情況下，最終還是無法吸引台灣觀眾。每當電影票房賣不好，電影片商及創作者只歸咎於大環境不佳、網路盜版下載的盛行，從不檢討自己製作電影的品質，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那有廚師燒菜燒不好，還怪食客不捧場的道理，心態可議。
隨著全球化的影響，一部電影票房不再限於某一國家，而是放眼全球。隨著中國大陸電影市場日漸強勢，台灣市場已被邊緣化，即使朱延平的《功夫灌籃》在台灣票房不甚理想，但中國大陸也有破億票房，這部電影依然有不錯收益。所以，台灣電影票房慘敗對於朱延平來說，也就無關痛癢了。
三、台灣輔導金制度問題與建議
台灣輔導金制度實行十幾年來，有許多癥結時常被拿出來討論。原初輔導金之設立是鼓勵新銳導演拍電影長片，到後來輔導金也變相補助一些知名導演的電影。像是朱延平的《功夫灌籃》就拿了輔導金1500萬，朱延平已算是經驗老道的導演，籌措資金都比新導演還容易很多，為何還可獲得高額輔導金補助？更惹人非議的是，《功夫灌籃》全片場景都在大陸拍攝，明顯是著眼大陸市場，新聞局竟然把台灣納稅人的錢補助一部完全不在台灣取景的電影，就等於把錢丟進大陸，那台灣獲得到什麼呢？豈不就與輔導金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輔導金的問題不是在於補助多少錢，而是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和限制規定，再這樣下去，台灣電影困境將無法突破僵局，起死回生，這最終受害者絕對不是導演或片商，而是台灣民眾。
檢討與調整台灣電影輔導金的制度，我們可以從其他國家的電影基金規範來做借鏡。舉例來說，德國政府在2006年成立了「德國聯邦電影基金」（DFFF） ，由德國聯邦電影局（FFA）掌管，每年的預算高達8810萬美元。申請基金補助之電影製片人，電影公司須設在德國（最少要有一間辦公室在那），並且有能力負擔影片製作成本至少15％。申請補助的劇情片製作成本至少有一百萬歐元以上，紀錄片或動畫片製作成本至少有20萬~3百萬歐元，正常補助上限為4百萬歐元（或被要求最高限為1000萬歐元）。而這些影片被資助費用之中的16~20％需要在德國本地花費。雖然台灣輔導金就像把錢丟到無底洞，政府永遠沒有回收之可能，但至少獲得補助的電影也要部分場景在台灣本地拍攝，可活絡當地經濟。所以，德國聯邦基金此項制度，即為明智之舉。
DFFF的錢主要來自國家財政。電影如受到這筆基金資助，只要保證在德國本土拍攝，每花1個歐元，DFFF將還20美分，最高會承擔一部電影80%的製作費用。在第一年的運作中，DFFF用8730萬美元支援了99部劇情片和紀錄片，而它們在德國花的錢卻達到5.88億美元。如今DFFF有了一億八千萬歐元的電影補助基金，可用到2009年，美國好萊塢、歐洲各地和德國本土的導演和製片家紛紛來到德國拍片，以爭取補助款。這筆基金給每部合乎補助標準的影片高達製作預算兩成的補助金，2007年創造的總經濟效應是製片經費達到三億八千八百萬歐元。德國電影協會的補助款有兩億三千萬歐元，與電影基金平行運作。這不僅讓巴別斯堡和巴伐利亞的電影公司製片廠檔期排滿，而且有助於重振德國的文化信心(註一)。
受聯邦電影基金的成功影響，德國地方政府也成立基金支持在本地拍片。像是柏林的布蘭登堡就成立了電影基金MBB，該基金會的主管之一克爾斯騰•內胡斯說，該基金能產生450%的槓桿效應，也就是說他們每投入1.5美元，電影製作人們就會在這裡花6.7美元。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州」自認為是戰後德國的電影之都，也在這提供基金資助在該州拍片，每年的預算達到3720萬美元。「北萊茵州」去年資助在該區域拍攝、租用該區域公司設備、使用該區域人才或後期製作設備的影視節目的資金達到5000萬美元(註二) 。
從上述得知，一個國家的電影再度興起，決定在於該國是否把電影視為重要的文化產業。很詭異的是，德國等其他國家都有設立電影局推展電影產業，台灣長久以來卻只設立電影處，還隸屬在新聞局之下，不管在人力、物力及資源分配上都明顯不足，台灣應該設立電影局，要明確與新聞傳播作分野，這是必須迫切要改變的。先前聽聞政府要在台北縣新莊市設立「國家電影中心」，把國家電影資料館遷移過去，只是過了好幾年未聽到更進一步消息，不知政府允諾的建設何時才能兌現？如果政府不再正視電影的話，台灣電影想要突破現有的束縛，簡直比登天還難。
四、結論
朱延平的《功夫灌籃》曝露出台灣商業電影嚴重缺乏創意的編劇人才，政府應多定期開設編劇培訓班，多挖掘文筆極佳的優秀人才，進而培育他們成為電影編劇，為台灣商業電影注入新血。從德國聯邦電影基金的經驗，重新定位台灣輔導金制度與規範，同時多鼓勵新秀導演拍片，再給予更多資源並協助電影能順利上戲院放映與發行。現今台灣電影環境仍舊險峻，不是只有靠電影工作者分別單打獨鬥，政府需要大力整合推動。台灣電影工業何時等到春暖花開的一天，就看新政府上任要如何為台灣電影「拼經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