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赫迪厄的《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麥田，2002）讀到這段：
「用餐大使級排場者…只知道文化的外表，卻不知其意義…這個肆無忌憚的偽君子就會繼續嘲諷、羞辱、踐踏藝術，使得兩個世紀以來為文學自主性而努力的成果，從文化上、政治上，低聲下氣地臣服委屈在權力之下…」
就不期然使我聯想起在威尼斯雙年展照面的前藝術發展局的文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人可以當這樣的位置，心裡卻相信藝術養懶人，到威尼斯吃喝，沒錯知足禮儀，去屆未出發前就在會議上問開幕與晚宴衣著的dress code。
但我有興趣的倒是，不知布赫迪厄知不知道，一樣有很多人覺得他對藝術場的分析角度（和盲點），也是破壞藝術自主性的其一罪魁禍首？任何建構出來的東西，在我們這年代都逃不了要經任意性（和引伸權力結構）的質問，但為什麼這自主性是在藝術場中建立，作為社會眾多範疇的自主發展一圜，其特性（象徵性/經濟倒置性）的美學根源，豈不更為重要？
布赫迪厄抨擊新自由主義思想灌輸的預設：「人類行動最終及唯一的目標，是達到最高的（經濟）成長率，也就是說最佳的生產力及競爭力；沒有人可以抵擋經濟的力量…」，但其中一個推波助瀾的（南方朔所謂的布赫迪厄的）隱喻，會否正是「文化『資本』」概念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