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威(劉霜陽)，到底是本地藝評界的前輩，有他的閱歷和識見，雖然在這行已處於半休狀態，但其早前於《信報》副刊「此時此刻」的專欄提出「小香港藝術家」的批判，還是惹起圈中小眾人的強烈反應。友人梁寶撰文反駁時，或因為我的名字與劉健威相近，又寫點論藝文章，竟將我意外被擺了上檯，說我看展覽比劉健威「勤快」，言下之意，即謂劉健威已和藝圈發展時代脫節。「勤」我不敢說，但「快」或者更可圈可點。因為寫作的需要，我留在展覽場地的時間可能較一般人久，但我心目中其實也不覺得有很多作品值得這種細看的速度。劉健威所云：「絕少碰上叫人興奮的展覽和事件」，其實我是頗有同感，至於「創作的活力和氣氛遠遜於回歸之前」，我卻又覺得有點跨張。若我是梁寶，我就不會說劉健威少去了展覽，卻倒是懷疑他究竟有沒有「跟上時代」步伐，七一上街去看看Para/Site成員的遊行搞作，或到學聯在大埔海濱公園辦的「自由文化音樂節」、瘋祭舞台於維園草地辦的「重整香港新版圖」等戶外藝術攤位。或者，我們社會應時催生的藝術，早已走出了傳統的展場框框。

【以香港為小家的藝術】

但扯上我而使我覺得最有回應趣味的，是我其實自己完全願意對號入座，作為劉健威批判的小香港心態的一份子，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梁寶自己反而會北上到上海展覽，投稿到(甚有國際視野的)大陸《美術世界》雜誌，然而我，還是個連羅湖橋也未跨過、不想跨的一個香港人。真正和時代脫節，我應該很有資格吧?記得上次劉健威講關於香港藝術家參展威尼斯雙年展沒有基本社交的禮儀，錯過藉交際場合打開關係網，除了搞錯和漏缺了一些細節背境，我作為被批評的一員，也還是蠻認同的。其他成員的反駁，我至今覺得反辯還是未夠力度，也未有用心反思別人的善意批評，至於反去質疑其處於什麼的發言位置問題，我覺得自然更是次要。因此問題於我，核心在於若果我們香港環境成就的性格確就如是典型「小(香港藝術)家」，那奈何是好?要來次性格的急急變面嗎?

不好的性格固然值得用心去改，但正如我對於基督教其中不滿的地方，就是那種積極「入世」的教徒改造，不是先從領悟宗教的「出世」本質談起；同樣地，問問要求香港藝圈性格改變的「初衷」是什麼，我覺得比改變行為的方向決定來得先要。梁文道不也是一樣早就在信報批評香港人跟不上時代，視野限於本地，是「井裡頭的大規模部落社會」(其後來在四十五條關注組的網上電台訪問談得更多這問題)。但為什麼文化藝術界的人似乎會較受落?答案無它，梁文道最後指回的，是「世界公民」的概念，而不是中港之間誰優越於誰的「心理局限」。邁向成熟固然需要，但那斷不是見其形勢大好就改投「大中華」的「藝術cepa」懷抱。在中港問題上，「小」的「邊緣」心態同可以是個正視現實的觀察，但香港之可以不亢不卑，我認信的是洪青田「香港學」所提出「大香港」的現代(先進)性。無論大陸的藝壇如何發達，內地同胞政治言論的自由仍是不及香港，這是我們「作為中國一部份」其實有自我價值的地方。故此藝術上的「大和解」，斷不該是以遺害無窮的自我審查來達成，至於搞滲透或還是對抗，在不同的戰線上自有不同的使命。

【以藝術為民主的深化】

過去訪問何慶基時，何慶基說覺得我們香港藝術家沒有好好利用那回歸前後的十五分鐘出名時間，但我覺得其實那到底不過就是十五分鐘而已，我們留在香港生活，大概是一輩子的事，也沒有人有權叫我們走。作為張頌仁所謂的「地下藝術家」，硬要闖出外邊世界，其實覺得是種不必要的「頂硬相」，一如大家都知這個「亞洲國際都會」有幾多國際斤兩。何慶基因居港權的爭議，就也提出過「香港從未如此心胸狹隘過」的感慨，轉而走了「由試圖為香港培育一個獨特的文化身份到努力拆解『文化身份』這個概念」的道路。

反是若果回歸了七年，我們才遇上「真正的一九九七」，我又覺得談國際化的視野或爭取國際間對香港的注視很重要。但香港是否必要站在中國香港的位置才能達到國際?這其實不過是另一條路 (如同沒有人會阻顏磊走上「中國.香港藝術家」的個人選擇)。換句話說，劉健威若把香港的藝術發展在回歸後停滯不前，和「跟不上回歸中國的現實」接連起來，始終還是個過於跳躍的推論。若果回歸前後藝圈的活躍，是基於一種藝術「抗共」的回歸反應，在後九七面對「真正的」回歸，這種反應本應是更強烈的，但視藝圈說明事情非然如此；而即使較之有所感應的劇場界，如何超越簡單地對於「左咀」言論的戲謔，開展自我思考的藝術形式深化，這問題對於我來說，反是更為重要和迫切有待香港藝圈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