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TC在藝術中心二樓的「紅與書」書店在周末辦了第一次的「沙龍講談」，邀得也斯、羅卡、舒琪、張秉權等前輩壓場助陣，雖然最多時聽眾也不到十個，談的卻是如何扭轉香港的反智氣候、推廣文化藝術的宏大理想。大家從《中國學生周報》談起，扯到香港後繼眾多的文藝和評論雜誌為何無復其傳奇的問題。其實據聞藝發局內部又在蘊釀一份類似《打開》的越界雜誌，但遺憾地在作出這種重大的決定前，大家對《打開》當初內裡事竟發生了什麼問題，始終沒有人去總結，無法從中吸收這些寶貴經驗。在聚會中，有剛從外地回來、有在讀文化企劃管理的，都熱心想穿針引線，把現時化整為零的文化界重新集結。羅卡卻無疑世故，一再反問究竟在今天仍是想辦這樣一份雜誌，是否本身已是一種過時的「大一統」思維。

文藝發展的時空弔詭

現時媒體中的編輯工作，和羅卡以往與來稿者互動交流的美談無疑已相距甚遠，不過成了照料各種利益和考量的中間人，卻宰了創作與評論發表的生死大權。但他們的判斷，若不是有根有據，讀者對於文藝創作與嚴肅評論興趣的下滑想法，可能只是不幸「自我實現的預言」。不知從何時起，自我上門到有錢有面者面前自我介紹爭取資助，成為了一種受到褒獎的文化工作（但為什麼不是相反方向？）。這種中間人於是就像「文化資本」的經紀，幸運的或可拿到一點兒的資源。但其實坊間若不是早有不少類似的有心人在不同的崗位上做著這些工作，想借助商業資金搞文化，現在也不會有那麼多因受市場之壓力而變得像似雞肋的報刊雜誌？心頭過高的企業精神和撥款資助的拔苗助長，是否可算一事的兩面？

舒琪就一再把我們拉回到現實，創作的沒料子，寫評論的亦然，推廣從何談起？要教育觀眾，有收入的成年人都會覺得買本書百多元要再三考慮，何況是學生？看一場戲加交通費，選擇表面多了，然而實際什麼也付不起；比起一九七一年花兩毫子買一份《中國學生周報》，文藝消費的能力，在現今貌似富庶了的香港社會實際或者下降了也未定。舒琪另還指出香港文化發展其他多重的文化弔詭現象，如舊時代對外資訊貧乏造就的求知渴望，推動翻譯和重視推介，相反現時因隨香港本土身份意識的建立而來的自信，反使年輕一代忘了謙卑的學習態度，在一個資訊開放的時代心靈跌回封閉狀況。

精英從下/普及而上

話題轉到教育，講者們都認同人際間交流的重要，甚至重提到（和現時工廠式的大學教育相背的）師徒制的教與學。至於藝術創作方面，講者們一方面懷緬以往作者的寬闊視野，卻又憂慮現時流行的「跨」媒體、「跨」範疇，不過是將藝術傳統任意重組，舒琪甚至針對當代藝術教育過於標榜「創意」、「自我表現」的問題，而提出「臨摹」經典在學習電影拍攝的實在價值。這些沙龍之談，無疑和香港社會的高速節奏，創意教育迅速普及化的意向背道而馳，難怪在言談間，幾位論者都不約而同的都提到「孤獨」一詞。這除使用我想起卡爾維諾所說過：「閱讀是一件孤獨的事」，更使我想起卜倫提出了那個更堪稱經典的問題：「孤獨可以怎樣教呢？」

《中國學生周報》的「中國」，就是撇開背後的政治，仍說明當時文藝青年的一種抱負。「不扮高深，只求傳真」的媒體口號，若然真的正好標示普及流行文化對精緻文化的一再進迫，揭起普及流行文化當道的時代敘曲，劣幣驅逐良幣的敘幕，知識份子提倡「文化研究」（把「平常事」視作「文化」），如果未算是「幫兇」，又會否是種「幫閒」？也斯言談間對於劃分大眾和精英的保留，其實本和其支持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各有精彩並不牴觸。至於從下而上作為文化自由生成的根本活力，和利用媒體作普及化實亦並不牴觸。IATC作為評論發展及爭取權益者，過往的《藝評》雜誌，除了竟可沒有稿酬，由上而下的約稿制，亦未見比公開的平臺可望吸引更多人參與寫作，培養出可接班的評論人。文化界的各自為政，其實反用來形容IATC這種因建制化而欠靈活性的機構也未必為過。以「紅與書」為例，書店開幕當天，新書發佈會就和樓下的Live Art講座時間相撞。以往免費派發的《牆外音》劇場雜誌搞手，最近就轉而辦書房，和「紅與書」在鄰區走幾乎同一路線。一起開創氣候固是好事，但有資助者，有時實是在幫民間自發（自救）努力的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