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台灣島上正在進行中的族群撕裂、朝野對抗、統獨歧見或藍綠爭議，我們除了可以指出這幾個名詞都是同義反覆之外，這後面兩個說法都可能還有一個涉及自身正當性的問題：為什麼「統」跟「藍」總能列在「獨」跟「綠」之前呢？這裡可不是下棋啊，沒有那個顏色先走的規矩。

　　關於那場──我們連該用什麼名字稱呼它都感到棘手的──爭議，太保想寫一個不同角度的觀察。我希望這不是出於一種自命清高，畢竟在台灣最為暴戾的社會成員也通常都稱自己為中間選民。「中間選民」這是頂掉在地上讓人踩得滿是泥濘的帽子，我們實在不需要撿起來再戴到頭上了，戴上了它之後也顯不出你的別緻。

　　自２００４年總統選舉以後，很多支持泛藍的朋友都說自己快要得憂鬱症（Depression）了，這些朋友間會很大方地診斷自己也診斷別人患了憂鬱症。「自我診斷」的這個舉動本是好的，這點上我們有學理的根據，但是「自我診療」就不是一碼子事了。在說到「自我診療」是什麼之前，太保先表明自己在心理學中抱持著的意識型態：我並不認為受憂鬱情緒困擾的人就一定要去看精神科醫生，這裡我不排除自我治癒的可能。在經過研讀一些對人類心智這個「黑盒子」的分歧學說之後，我強烈地認為──所謂的「療效」也可能是人類附予的它的「標籤」。太保雖非社會學中的標籤論者，但我很大部分接受這個觀念。在精神病理學中，「患者求診」與「患者重新找回正常生活的能力」這兩件事可以在時間上有前後關係卻沒有因果關係。一次成功的心理治療可以是歪打正著的。人心的複雜程度，遠超過任何一種企圖作出單純解釋的意圖。

　　說回到憂鬱症。很多朋友說他們抒解憂鬱症的方式是收看陳文茜跟尹乃菁的政論節目──若沒有這些節目餵養其心靈的話，他們早就瘋了。這樣的說法──在多數說這樣話的朋友的案例中──是很明白的倒果為因。更為真實的描述是：若從什麼時候起他們的憂鬱症好了，同一時刻起，他們也就不會再這樣重視政論節目了。政論節目可以是政治憂鬱症患者能夠一直不得康復的推動力。憂鬱症是因，只收看一種顏色的政論節目是果，果又能回頭牢固了因，就像雞生蛋蛋生雞般地循環不止。只要他們還那麼在意這些節目（將資深媒體人跟立法委員的說法奉若聖旨）的一天，他們就不算瘋，但也不算健康。他們在這裡說對了一個事實，的確是有一股力量將他們按在原地，不教他們往癲狂的方向去走。但如果太保夠殘忍的話，我也可以證明：當這股力量不復在時，他們也不會墮入嚴重的精神病況裡面，很可能他們會再往危險裡走個兩步，接著就會調轉過頭，快步走向健康了。政論節目的力量只有在讓收看者異於常人跟讓人表現出某種精神官能症人格的傾向時才有明顯的作用。在這裡，也許我們應該先停下來好好談一談臺灣的政治現實，因為這個島上確實有好些讓人介意的政治紛爭，它們確實會讓人們不可能像瑞士國的人民一樣過著恬淡的生活。在台灣，政治掛帥的這個外在現象確有其深刻的內在因素。但我們不打算停在這裡談論台灣的政治現實。我們要看的是另外二種現實，即「醫學現實」跟「歷史現實」。

　　歷史告訴我們，只有在非常少數的歷史時期中，人類曾覺得周遭是一片的光明。多數時代的人都曾感到自己的社會已經墮落到人類史上最低的道德水平了。太保不打算說這種普遍存在的徬徨感是一種幻覺，正好相反，我覺得例來人們所擔心的都是事實。道德是一直在墮落著沒錯，而人為的災難也不停地產生著，可是我們──正是這個做為人類的我們──卻在每一場浩劫中都活了下來。人類的血統仍舊繁衍，歷史仍然向前。我們的中國從「次殖民地」的處境中存活了下──孫中山沒有辦法想像任何比這個更嚴重的情況了，但是我們活了下來，我們後來又從「文革」「十年浩劫」中活了下來，台灣也在幾十年的戰爭威脅跟獨裁統治中存活了下來，這些時期中任何一天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聲稱環境已經壞到不能再壞了，但是歷史還是向前了，我們還在這裡，我們還可以說話，我們還在寫新的歷史。當那些有重大危機的時代渡過了以後，先知仍舊可以聲稱：雖然我們的民族活了下來，但她受了不可彌復的傷。這些傷痛清楚可見、不容抵賴的。我沒有要抵賴。當我們有能力阻止災難的時候就應該義無反顧，不該消極等死。誠然如此，我們──又是這個做為人類的我們──永遠要具備憂患意識，不要像寓言中慢慢被水煮死的青蛙。但是但是又但是，人類不能永遠只看危機的這一面，這也是整部人類歷史給我們的教訊跟智慧。我們要知道危機是一直都有的，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需要面對的課題，多數現代文明中的人類都感受過莫大的徬徨，如同今天的我們一樣。也許不該將話說得那麼滿，彷彿我們已經理解了每一個時代跟每一個文明，但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因未來不確定性而產生的憂鬱，就要靠「大步走向未來」的方式去解決，只有把憂慮的那一段路程走過去才有樂觀可言。再徬徨的未來都值得我們大步走去，同樣地，再樂觀的處境中我們都需要對它心存懷疑，這樣的我們才能將犯錯的機率降到最低。

　　在任何一個時代裡，知識都是力量。它既是我們對抗憂鬱跟焦慮的力量，也是改造文明與創造歷史的力量。從歷史事實看來，我們不可能不去對政治憂鬱症患者的「憂鬱」存疑，畢竟憂鬱的歷史就跟人類的歷史一樣長久──頂多比人類歷史短個兩年。再從醫學的事實看來，他們的行為怎麼看都只是憂鬱症跟精神官能症人格。這兩個事實需要一併納入宏觀，跟所謂的政治現實一同認識。除了知道現實有多困難──它將合理地引發我們的憂鬱與焦慮之外，我們還要知道自己的這種反應在人類學者眼中將是如何看待的。

　　終於，本文可以回到起點，因為這涉及到在台灣會太容易引起爭端的題目，不做處理是不行的。礙於篇幅，上述的處理也是不可能讓「藍血人」滿意的。我們對政治現實願多少程度地降低討論篇幅，這端視人生觀與精神氣質上的差異。在這裡也是沒有「是非對錯」的問題。但提到了精神氣質，我相信所謂「精神氣質」是有一個合理的比例的，就好像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特最初提出人類精神的「四個氣質說」，雖然這不表示每一種人格特質各佔２５％的人口比例，但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認知──即人的性情是多樣貌的。如果說這是個「焦慮的年代」又說「焦慮的人超過總人口的１／３」，我們則可以大致推測出這個比例是過高的，不易承受壓力的人格特質者在這一個時代中似乎增加了比例。是以，人們可以據此倒過頭去分析文化的因素。有時我們因此找到原因，有時我們找到的只是是煙霧彈──後者是本文的重點。我們有可能過度誇大了時代對憂鬱的影響力及它的影響方式。

　　如果允許太保進入實例的討論，我希望談的是王蘭這個人。這是一個典型的泛藍政治憂鬱症的人格持有者。我們常以為是政治事件使得她陷入憂鬱（甚至於躁鬱）的，我們還知道她是泛藍支持者中最為憂鬱的人之一。我要說，這個命題可能又是一個嚴重的倒果為因。她可能首先是一位憂鬱的人格持有者，然後才是泛藍支持者，最後才是隨著政治事件發洩憂鬱的。這就好像是說：「並不是所有擔心天會垮下來的人都要先是一位天文學家」一樣。能夠發展到這麼重度的憂鬱症人格，絕對不是由天會掉下來的事件或天文學知識所引發的。憂鬱症的存在不必要緊扣著它的特定對象，它的對象可以從個人的生活經驗中抓取的，在這裡也的確不是隨機亂抓的，應該是在其人生經驗中挑取重要的面向（錢財、關係、子女）或是文化中經常被強調為人人都渴望的東西──在我們這個時代是「愛」。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容易將焦慮解釋為被愛感覺的缺乏。就如一位婦人由於憂鬱人格而過份地向子女索取愛，藉此轉移自己的注意力，索愛不成的她表現為歇斯底里的行為模式，這就可能會被倒果為因地判斷成憂鬱是由於得不到子女的愛引起的。事實上卻是憂鬱症的人格先存於需索愛的人格。人心具有偽裝的能力，它經常要把一種欲望偽裝成另一種的。

　　我認為，台灣社會將注意力過度地投射在王蘭這些人所標榜的目的上，是很不智的。因為他們可能不具有「泛藍」的代表性。即使一個瘋子剃光了頭髮、點了戒疤、穿上袈裟，他仍舊不是和尚，一位真正的神父是不需要跟假和尚辯論宗教的。前天好多人之所以能夠在桃園中正機場裡打得頭破血流，也許正因為他們是一票瘋子和尚跟一團瘋子神父，他們瘋癲是因為他們本來如此，並不是他們的宗教逼他們如此。「愛國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約翰生如是說。可能只有流氓的身份才是真的，政治運動場合中的愛國流氓並不是因為愛國而打人，純粹就因為他們是流氓。重度的政治憂鬱症患者也可以不是因為政治而患病的，既然他們是憂鬱的人格，自然會去找一些事來憂鬱。

　　台灣人現在活在很大的恐懼當中，因為我們以為政治是產生這些嚴重對立的原因；我們看到激動的社會成員的數量越來越多，而這個分裂的原因在短時間內似乎不會彌平，所以我們可能會做此判斷：社會前景是一片暴戾。

　　這份悲觀是合理的，因為照那個邏輯推演，就必然會達到它理路上的終點。但我們將在下文的地方做一些反思。誠然我們需要儆醒，但只要想到人格特質應有的多樣性，災難似乎就不是沒有根本不會來到的可能性。關於焦慮、憂鬱跟躁鬱，我們需要有更深的認識。台灣人顯然是過份地將所有的焦慮感都解釋為憂鬱，然後又用他們的憂鬱加深了它的可怕。焦慮不一定都能夠把人逼瘋，但是文化就肯定可以了。「我們的文化具有把人逼瘋的特質」，精神分析學家荷妮如是說。我相信，本來絕大多數的人都走不到流氓的境界裡去，正所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但是人會盲從環境跟盲從同儕，如果我們沒有動機去「做自己」，就很有可能被遷著鼻子走而加入一個團體。是以，重度的政治憂鬱症患者超過了它在文明社會中應有的比例，除了是因為後現代的處境使他們增加了一些數量以外，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他們已經成為了一個團體──這在過去是不容易的發生的。現在想自殺的人可以在網路上組成一個社團，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政治憂鬱症的人格者就在藍綠媒體的助威之下，降低了他們自然獲癒的機會。因為他們沒有機會為思緒降溫或進行反思了。意識到自己的偏差行為常是精神病理學中患者恢復健康的第一個灘頭堡，但是人總是抗拒意識這些（在下文中會更多地提及這方面），人們可能要把自己搞得很忙碌以防止意識轉向自身，所以很多的台灣人就整天收看政論節目：首播、重播、首播、重播....將每一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滿。當週末沒有政論節目時才感覺到惶恐，所以，人們就是因為這樣才會錯以為政論節目是他們的抗憂鬱劑。事實可能相反，政論節目是他們的「安憂鬱藥」跟「保憂鬱劑」。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