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文章一開始的地方，我們說到：人對自己的精神狀況做「自我診斷」本是件好事，但「自我診療」卻不是同一碼事；還說到心靈是個「黑盒子」，所以誤讀跟誤判都是經常發生的情況。

　當一個人誤解自己是或不是某種精神官能症患者時，通常表示著自我分析者有一個自我進化的渴望。所有的「異常」都是指著另一個概念──「正常」而說的。當一個人看了Discovery後認為自己患有北極歇斯底里症候群，不論這個自我診斷經不經得起專業醫師的評量，無論如何都表示著一個可喜的事實──這位自我分析者在「正常」與「異常」間做了一次道德判斷，他能夠懷疑自己的「異常」就表示他知道如果自己能「正常」的話會更好。接下來的做法才是關鍵，他要如何離開自己不願意的困境，走向「正常」的人生呢？這裡可能就需要專家代為引路了。

　「自我分析」（Self-analysis）是德裔美國籍的精神分析學家荷妮於1942年發表的同名著作跟學說。「自我分析」從發表以來就引發爭論，一點不教人意外地，更多的心理學家不認為普通人具有足夠的術語去掌握心靈世界，但荷尼認為一個人要認識自己的心靈時不需要專業術語，專業術語是吾人認識外部世界時才需要的。我們若將「自我分析」切割成「自我診斷」跟「自我診療」兩個連續的步驟來看，也許會認同太保說自我分析者能夠發展到前者的境界是利多於弊的，但是在「自我診療」的時候如果沒有閱讀些專業的書籍也不去求診的話，就可能會走錯路子，往自我麻醉或自我傷害的方向走去。泛藍群眾靠看（泛藍）政論節目治療心靈，就屬於這一種錯誤認知下的「自我診療」行為。

　事實上，在兩種資訊一直湧來的情況下某人若只接收一種資訊，長期而言，這不是健康人的行為。但是忽視一半訊息的存在確實是任何一位健康人士的基本能力。認知心理學者切瑞（Cherry,1953）做了一個實驗，讓受試者配戴耳機但左右邊播放的是不同的故事內容，為要實驗人類對於兩個等量的訊息的處理能力以及人類能夠忽視一方訊息到何等境界。切瑞證實了一個不讓我們感到新奇的事實：人類有完全忽略一半（對等的）訊息進入意識的能力，而且這能力大到另一隻耳朵的說故事人可以從英語切換成德語都未發現。這實驗告訴我們，一個人只要狠下心不去理會另一半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另一半世界就真的不存在了。所以台灣總是有一半的人刻意忽視另外一半的人感受，泛藍的朋友可以一輩子都不理解台灣文學的可貴、本土文化的活潑跟台獨理論有的合情合理之處，反過來的情況也是一樣，至今還有人活在1947年或日據時代，因為大家的腦子中都有一個過濾器(filter)，將不合意識形態的訊息都篩了出去，只接收自己電臺發送的這一半訊息[1]。

　半年前，我和友人談論到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的一些事，朋友對我說：「國民黨真的欠台灣人一個道歉」，我說：「連戰在宣布參選總統的那一場記者會上已經用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向台灣人民道歉了。而且他還說『要道歉多少次他都願意』」接下來我們是好幾秒的相對無言，他聽傻了，因為他的感受很荒謬，我則是幾要飆淚，因為我知道他的感受。問題根本就不在道歉上，該道歉的人也差不多都死光了，現在倒楣坐在那位子的人補做一次或一百次的道歉也解決不了問題。前一位教宗也為了三百年前教廷逼迫伽利略的事件發表了道歉文告，科學史學家會因此放過教廷嗎？絕不會的。小泉純一郎為日本發動東亞戰爭道歉了，但被侵略國的人民會原諒日本嗎？絕不會的。同樣地，在數十年前因為國民黨高壓統治而心懷奮恨的人們，他們會因為連戰為國民黨道歉了而公平地給予藍綠兩黨平等的立足點──從此「選人不選黨」嗎？不，他們不會的。在台灣，藍的永遠是藍的，綠的永遠是綠的，他們是一群新品種的色盲，他們的腦裡都有裝有自製的過濾器。縱使已經有人道歉，縱然時過境遷，只要人們狠下心不給一方人機會，人就就會如願地發現某一方人永無可取之處。「永無可取之處」六個字可能需要加重字體。伊索寓言中那隻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狐狸，牠可以一再地說服自己相信樹上的葡萄酸，只要回憶起酸的滋味，嘴裡冒出一股口水，就彷彿是嚐到那酸勁了，一想到酸，就更不願意去吃了。「酸」的概念就是牠腦中過濾器的運作方法，「葡萄」的訊息一出現在意識，就被帶到「酸」→「吃了會後悔」的概念上頭，然後就扔出了意識。人心也是這樣作用的，因為這個故事根本就是人類寫出來以後栽贓到狐狸身上的嘛！

　人有自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意識甚至根本不接收對立訊息的能力，這些的能力都可說是大腦及神經系統健康者的基本配備。但是，非常遺憾地，通常這些能力都是用在學習上的惰性跟人類認知的封閉性這幾個方面，這幾個方面都標示著人類的不長進。比方說，孩童多數認為鐵比棉花重，所以孩童覺得一公斤鐵要比一公斤棉花重，如果他們一輩子都把「重量單位」拒在意識之外，他們會如願的。因為說服別人是一大難事，但說服自己卻很容易。可是，自從孩童將「重量單位」的概念跟知識擋在認知以外，藉重量單位而演繹來的後續許多物理知識就會接續地被堵在意識之外。在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中，知識就是用建構[2]的方式產生的(Jean Piaget,1952)。人類是在發現其固有認知與新認知發生衝突之時，才會提升自己的認知高度，用一個更大的認知架構去統包矛盾的兩造。同樣的說法也存在於羅傑斯的當事人中心學派(Carl Rogers,1961)。如果孩童一心要排除產生矛盾的新概念，堅持要抱著先入為主的舊概念，這樣的孩童就不容易有知識的成長，也因此會陷入求知障礙的沮喪情緒裡面，接著是逃避學習也逃避跟學習有關的相關事物、同學、老師、父母──最後連自己都覺得討厭。這樣的孩子也一定會陷入焦慮，也容易患憂鬱症，直到他願意承認自己的舊觀念其實也存有很紮實的對立觀點，然後當他願意去認識這個對立觀點並著手調和兩者[3]，知識就從此產生了，他心結也就能登時解開。

　只接受一半訊息者除了上述那種是出於有意識地篩選以外，還有一種情況是腦傷造成的。大腦顳頁區頂部附近跟頂頁區交介處如果受到傷害會產生「偏向疏離症候群」(unilateral neglect syndrome)，當一個人站在腦傷的對面，腦傷者就只會看到這個人的一半。只用一個眼睛去看也無濟於事，他看到的仍是以視覺焦點為中線畫分出來的一半。這類患者刷牙、洗澡都只會做到一半，連吃飯都只吃碗盤裡的一半，他自己是不會把碗盤反轉去吃另一半，因為產生視覺焦點的能力他仍舊具備著，但在處理訊息的時候總是有一半的訊息流失了，他的人生就從這條中線開始，或許是左半，或許是右半了。這是一種徹底切割的人生，是被命運作弄之人的可憐處境。「一半」就是他的「全部」，由於認知出了問題，他沒有辦法知道自己漏掉了一半，但是周圍的人一定會為這樣的腦傷者難過。腦傷者可以透過他人的陳述理解自身病況，但是實際生活中卻不一定會感到任何損失。

　人雖然不是萬能，但憑藉著這一點思維能力仍舊可以創造非常有意義的生活。只向一半的訊息敞開的人，絕對不是健康的人。長期又僵化地過濾訊息者，若不是出於「偏向疏離症候群」，便是健康者卻為要逃避認知的衝突，是人在拒絕「學習」這件事。為什麼逃避認知衝突的人格持有者會因為認知的不同而形成兩個團體──並且互相衝突呢？這也是「黑盒子」裡面的奧妙啦，他們在肢體跟口語的衝突中，都只說自己想要說的話跟聽自己想要聽的話，過濾器在這裡依舊運作著，人們衝突的部份只有外面，裡面的那個人依然故我。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常在說「自大的人都有一個自卑的靈魂」這話了。人類沒有能力去面對內在的自我就訴諸於誇張的外在行為，藉肉體的忙碌逃避靜寂時自我的呼喚。

　掩飾內在衝突、拒絕跟內心矛盾對話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者的行為特質，這樣的人格就算不依附在政治過熱之中它也會以別種面目存在。基督教到今天都還有人在做「四十天禁食禱告」，同樣在今天的佛教界還有人行「般舟三昧」的，那麼為什麼不可以有信仰三民主義的老先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內割腕血諫呢？在人口統計的觀點上，我們一點都不需要訝異社會中有一些偏激份子的存在。誠然，我們不容易判斷一個偏差行為者是由於幾成的外在因素跟另外幾成的內在因素交互影響下造成的，甚至我們不容易判斷究竟自己有沒有資格為「偏差」二字做出定義。但我們也不需要因為人類學在這裡仍未達到共識就隨學者們擱淺於這裡。也許人心這個「黑盒子」永遠都不能解秘，但我們只需要回歸到常識、經驗跟歷史，就可以感覺出那些最為激動的社會成員有或沒有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大幅增加。就我的判斷，這些極為激動的社會成員至今仍在一個合理的比例之內，最大多數的人們──在每一個時代裡──都是憂鬱但不到人格扭曲的地步。

　臺灣人在今天這樣時空環境下，居民們合理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只是很糟糕地與政治結合了而已。如前文所述，憂鬱的標的可以是從生活中抓取的，並且抓取的事物本身就可以是個合理的憂鬱對向。藉此，憂鬱人格也得到了合理性。「借題發揮」是精神病理學中的動力第一定律。不幸地是，這焦慮與政治的結合卻可以化為政治力量而為政客所用，這使得台灣人「意識轉向自我」成為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此外，這個社會真的很亂，它吸引著我們的目光向外頭尋找荒謬，而不是向內尋找荒謬。當異常化的人格持有者的數量竟然多到可以組成兩個大的團體彼此對立著，還能各自掌握了若干媒體，這更加深了台灣人「意識轉向自我」的難度。這裡顯然有資本家跟政治家的介入，因此環境在短期內不會獲得改善。在文章的結尾，我想說：如果我們能夠處理內在與外部的矛盾，向所有的衝突看法敞開心胸，則可以保全我們自己的一個人格。每多一個這樣的人，就多一份進步的力量。

　我想不出來更為樂觀的結語。身為這個時代中的台灣人，我們該發展的也只能是個人主義了。

　



[1]這裡用了好幾次的「一半一半」的概念，這個概念顯然是過度誇大的。因為台灣若有兩股拒絕溝通的團體，各佔人口的一半，那就是說全部的臺灣人都正都衝突對立著，這麼說顯然是錯的。這件事只有在我們討論時會形成對立兩個「一半」的印象。非激動對立著的人在討論中被邊緣化，這也是事實，但那需要另一篇題目的討論了。

[2]認知心理學中的建構主義者主張知識跟長期記憶都是要由最小單位的「腳本」「基模」逐步建構起來的，台灣教育改革中的建構式數學教育乃是這一主張的產物。我認為建構式數學是對的，反對建構式數學的人不理解數學教育，只有在這種方式下的數學教育才有意義，而且用了這種方式之後的數學教育尚且意義不大；建構式數學並沒有毀掉新一代人的數學能力，實際上它的前一代人具有的是一份虛假的數學能力，那種用殘忍、填鴨、靳喪靈性方式換來的數學能力可以待大學以後用一個月不到時間就習得，填鴨式的數學知識也可以在高中生畢業後的一個月內就忘光。台灣在大學以前教的數學太多又太深，就是企圖教這麼多又教得那樣深才會在幼小的心靈中「建構」不起來，建構式數學教育於是才有了觀感上的這次「失敗」。其實，建構式數學是不會在這種面向上失敗的，它唯一的失敗就是不該向庸俗的家長、政論家跟立委讓步。尤其我批評的是李慶安跟趙少康兩位笨蛋。

[3]「調和」的用詞並不準確，在皮亞傑的學說中用的是「內化演繹」的觀念，原是改良自黑格爾的辯證法。但我們不需要用到那麼遠的德國去借哲學術語來用，在本土的政治理論中就有對應的觀念：民進黨的「衝突─妥協─進步」就類似於於皮亞傑的「發現矛盾─內化演繹─達到平衡」跟黑格爾的「正─反─合」。誠然民進黨政治理論的應用中「進步」指的是政治影響力而言，後兩者中的「平衡」與「合」指的是知識或認知；但在政治現實上，力量即是知識，並且黑格爾的辯證法也並非是在沒有預設目標下漫無目標地展開的，它也是被拿來做為歪七扭八之目的之用的，民進黨的「進步理論」是以仍具有知識上的一些意義。




作者：太保　　　2005.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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