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真的少向人交代自己的「影評人」身份，一方面對「專業影評」四字素有保留，既然很多人都是隨心性胡來，又談什麼專業？另一方面自己的發表也實在太少。港人對文字冷漠、對官能執迷，刻下大大小小的年輕潮流雜誌多不勝數，但無論擺在面前的是哪個檔次—「忌廉」還是「鮮奶」，文字總是次要的近乎可有可無。

影評不一定是文字
影評已算幸運，因為總可與電影市場掛�u，勉強也有消費指南的功能，其他藝術評論恐怕更難受廣大讀者青睞。但即使如此，香港今天定期有電影評論發表空間的雜誌、報紙其實也屈指可數。目前香港有兩個影評人組織，會員名單合共超過一百人，雖說影評在港不可混飯吃，但到底這一百人與早已萎縮的發表空間為何構成如此反比？實在令人好奇。既然很多人都無緣發表為什麼仍是「影評人」？進一步再問下去是「影評人」如何定義？像網絡空間的電影文字部落格（Bloggers），論產量及素質不一定比「影評人」遜色，受認可程度卻不可同日而語，說「認可」也許言重了，但媒體要找權威來評論或作訪問、電影公司要派發試映招待場的戲票，恐怕不會考慮即使是最受歡迎的博客吧？

當然影評不一定是文字，電台節目、電視節目其實都有就電影議論，而且跟文字一樣，都有好壞、深入與淺薄之分。說出來的影評固然也像寫作一樣有策略，在什麼地方發表╱發聲，對象是何許人，語調、遣詞用字及程度都不盡相同。這些年本地有不少供影評人高談闊論電影的場合，除了由來已久的電影節，還有較年輕的電影資料館。再數下去還有藝術中心（及其藝術學院）、百老匯電影中心、藝穗會等，而隨�荋C體教育漸多人談論，連形象較守舊的青年中心、教育城及中學都開辦電影座談或短課程，邀來影評人講解電影欣賞、探討香港電影的前世今生。在這類座談會場合，觀察席上可能就包括了初中學生到在職人士等不同的階層。

我在講電影的日子

這類電影座談固然也是「影評」，雖然「受眾」數目已大不如看文章的讀者，卻多了一種臨場演出的交流。多年前我一次在藝穗會介紹彼德格連納韋，來聽的人不多，卻有一個曾在德國與格連納韋聊天的朋友，從她口中知道了一些書本沒載的瑣事佚聞，令我興奮不已。最近一次在某電影中心介紹十多年前的澳洲片《情如物證》（Proof），竟有一位攝影老師帶來同學捧場，放映完後向我訴說了他到日本看盲人攝影展的經驗，他看《情》片的盲人主角以攝影證明存在及誠信，是別有一番滋味。

跟參加座談的朋友接觸，使人對本地電影的文化生態又不至太悲觀。無論在職或在學，香港人的餘暇其實都不多，選擇去看電影的往往已經很熱忱。三年前在荃灣一所青年中心談電影欣賞時認識了幾個中學生，他們利用ＤＶ及網頁製作自家作品，當時在媒體也有報道，幾年後在大學跟他們再碰面，雖已散落在不同的學系，但他們談得最熱的仍是看電影及拍電影。這種談影評的方式畢竟是與人的直接交流，由電影出發，即使是四個聽眾到數十或上百人，要是可互相感染，或聽到別開生面的想法及意見，就已經叫人樂上大半天。

跟不同的聽眾接觸，體會到對電影有興趣及想深入了解的人委實很多。若好好把握，實在可透過閱讀、討論及評論電影去豐富香港的文化、創作及評論的風氣。雷競璇在一次西九龍的公開論壇上，稱讚電影節及電影資料館辦的電影活動很好，透過出版及講座，以香港文化界的視野看不同類型的節目，不論本土或海外、經典或全新；反觀藝術館及文化博物館卻沒有這種能耐。顯然，這類豐碩的本土電影文化論述與影評界的人才濟濟有關，共同為電影評論、影展策劃等注入了叫觀眾熟悉的清新氣象。

今年開始，我在油麻地的電影中心每月介紹一部電影，不劃定主題，希望丟開新舊片的包袱，從較被人遺忘的好電影出發，讓自己及觀眾深入閱讀及思考。這類小規模活動面對最大的困難，其一當然是香港人太繁忙、娛樂太多元化。其二是大家都不會稀罕那一場半場放映，跟六七十年代影會的情況不同，辛苦借回來的菲林是唯一的觀賞機會，所以可凝聚影迷，組成影會及出版，把風氣開拓及連綿；今天是人人家中都可購置家庭影院，像文化中心早前設置數碼放映一樣，以三槍投影機打出足可與迷你戲院媲美的效果。之所以仍搞放映及分享，是堅信電影聚會交流之可貴，在今天不少人追求片目藏而不用、硬件拜物（迷信小小一個什麼磁球可改善聲畫素質）的時代，用電影中心簡陋的設備放映電影（電影的軟體），配合討論，發揮電影╱電影評論應有的讓人認識世界以至啟迪的功能。

即使一部不起眼得像《The Ox-Bow Incident》的影片（一部一九四三年的低成本西部片），只要香港再多十個觀眾有緣看過並深受感動，明白私刑的可怖、法治的可貴，盲眾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叫人想起早陣子內地的反日暴徒）。相信在九泉之下的導演威廉韋曼（William A. Wellman）也一定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