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發表於台灣社會學刊，No.36，2006六月
我拍的：於公館寶藏巖，2006五月
起得太晚的「國族」，來得太快的「後國族」？
—評June Yip《Envisioning Taiwan: Fiction, Cinema, and the Nation in the Cultural Imaginary》(2004, Duke University Press)
李明璁
如今，將所謂的國家和國族主義，一言以蔽之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種「被發明（invented）和建構出來的人造物」，幾乎已是社會人文領域中最朗朗上口的行話之一。擅於文本分析的學者，反覆援引1983同年出版的兩本國族主義論述經典（Anderson, 1983/1991; Gellner, 1983），藉以凸顯國族的文化建構面，並將之與後現代及後殖民論述機巧連結（如Homi Bhabha、Mikhai Bakhtin、Fredric Jameson、Stuart Hall等），對小說、電影等各類文本所呈現的「國族」意象及其敘述（images and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進行解構。
在June Yip《Envisioning Taiwan》（2004）這本書中，Ernest Gellner簡潔有力的一句「國族發明論」，即被高掛在導論第一行；而對Benedict Anderson的詮釋與挪用，更散見於各章。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本從書名到內裡都在向《想像的共同體》致敬之作。然而，誠如北歐學者Tonnesson與Antlov（1996：14）所言，《想像的共同體》已成「連接現代與後現代研究途徑的橋樑」；June Yip在其書中所展現的，或許只是通過這座橋樑，真正要到達的是她所「建構」的另一片後現代認同景觀。也因此，這雖是一本關鍵字為「國族」的論著，且極其廣博地討論了相關文獻；但有點令人意外地，卻忽略了長期以來西方學界對於國族主義本質的關鍵爭議：「現代論／建構論（modernism/constructivism）vs.原生論（primordialism）」（最著名之例乃是Gellner與Anthony Smith在1996年的「渥里克辯論：國族，真實或想像的？」）。
作為一個後殖民與後現代理論的擁護者，本書關注的焦點在於：「台灣」的國族想像，如何從戰後西方現代化、與「中國化vs.本土化」的拉扯和焦慮中，轉化、過渡到一個後殖民、後現代與全球化的論述語境。相對的，關於前述：「（台灣）國族主義的肚臍是老早就有的，還是後來努力創造出來的」這類問題（「肚臍」是Gellner用的譬喻，參見Gellner, 1997），則不在本書的議程裡。而此一明顯的「後現代傾斜」（postmodern slant），在相關理論的闡揚與應用上雖有傑出貢獻，但在經驗層次上，就論述台灣國族想像建構的歷史而言，作者所描繪出、從現代到後現代的線性演化路徑，卻因此欠缺一種辯證的彈性、一種讓不同現代性的想像與實作有接合、重疊與斷裂之空間。
事實上，Anderson和Gellner兩位大師自1990年代以降，在更豐厚的區域民族誌考察之後、同時也在原生論者（如Anthony Smith）的批判與後現代主義陣營的「錯愛」之間，早已調合出一種更複雜細膩、介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國族主義論述。很可惜的，在本書中並未含括這些後續討論。進一步來說，作者對國族概念掌握的「顧此（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失彼（晚近國族主義的相關討論）」，其問題不僅只在於理論文獻回顧上的小小缺憾，更至關緊要的是：或多或少影響到其經驗分析的準確度。在書中，作者對台灣國族主義「浮現」、以及朝向所謂「後國族主義」（postnationalism）的時機判斷，似乎頗有值得商議之處。在此，先讓我們回到本書的實質內容與推論脈絡。
一開始，作者回顧了1970年代鄉土文學及其論戰出現的前因後果。戰後隨美援而來的西方現代化、產業結構轉型與城鄉人口的消長、文化菁英的現代主義傾向、以及國府嚴厲推行的「中國化」語言、教育、傳播政策…等等，直間接催生了鄉土文學；繼而又因既有的族群經驗與政治意識型態（統獨、左右），導致了論戰（1977-78）。作者以黃春明的小說和言論為分析文本，認為黃在論戰中雖是少數沒有落入意識型態兩難的作家，但他卻經常使用帶有國族意象的修辭，並以大量台語對話構築出濃厚的「在地」氛圍。本書第一章最值得注意的結論（也就標示在其標題上）是：鄉土文學的敘述與論述，促進了台灣國族主義的浮現（emergenc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時間來到1980年代，作者指出鄉土文學論戰雖已止息，但其在追尋本土化與台灣國族想像上的影響卻持續發酵。最顯著的文化承繼就是「台灣新電影」的誕生。從此一浪潮早期所引發之期待及爭議開始爬梳，第二章以降的關鍵論點在於：前述新興的台灣國族主義想像，如何在這些新電影的呈現中逐漸轉型。作者認為，在鄉土文學中想要凸顯、並使其國族想像賴以構築的「文化本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在以侯孝賢為首的台灣新電影中，被推進、轉化成對「文化混雜性」（cultural hybridity）的追尋。這種混雜性，既反映、含括了台灣內部各族群的分歧記憶及其文化多樣性，同時亦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所謂的全球化得與在地順利接軌。於此，「台灣」也被重新想像成一種更具後殖民與後現代特質的「新國族」（在結論中作者則稱之為「後國族」）。
第三與第四章，標題為「記憶與遺忘」（恰與《想像的共同體》第二版的終章同標題），作者指出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所建構的官方歷史，與俗民大眾的記憶（popular memory）和其日常生活史（the history of the everyday）其實一直存在著緊張性。雖然透過高壓的政治手段，此一緊張性看似被有效控制，但它並未消失（部分被遺忘而部分被記憶了），且暗地逐漸轉化成一種對國族的想像與慾望，並透過文化創作再現出來。作者先是分析侯孝賢在1985年前後的作品，說明他如何透過電影「將自身寫入歷史」（writing the self into history）。我們無法確知候導在拍攝時是否真有此意圖，但透過評論者的闡釋，這些文本確已呈顯出一種「社會學的想像」，也就是社會學第一課裡開宗明義會提到的：將個人的生命傳記和社會的共同歷史交織在一起（Mills, 1995; Bauman, 2002）。
緊接著，侯孝賢從80跨越到90年代的「台灣三部曲」成為分析焦點。作者花了大半篇幅在討論《悲情城市》（台灣電影有史以來被評論得最多的一部影片），並讚譽該片是後殖民文本書寫的經典之作，因為它並不以一種鮮明的政治立場來說史，反倒是提供了一個異質而斷裂的時間架構，雖然有點破碎甚至矛盾，但卻因此能讓不同背景的觀眾有各自闡聯（articulation）的歷史想像與重構空間。再者，作者認為在侯孝賢電影中的角色，總是遊移在多重社會處境—城鄉、族群、本地與跨國—之間，而這樣的流動與混雜文化，正是型塑當代台灣社會，或者說，新的（後）國族想像的力量。
最後，在本書的後三章，作者以其細膩的文本解讀技巧，與相關文化理論的精巧挪用，分別對黃春明小說與侯孝賢電影中，不同語言交錯的使用情境及其意義，乃至台北這個都市空間在文本中所呈現的多音紛雜意象，展開個案式的討論。而這些文本片段的拆解分析，終究都回到作者在開頭兩章、以及最末結論的幾個關鍵設定：從後殖民到後現代的論述語境、從「本土」的鄉愁復振到「跨國」的慾望實踐、從本真性到混雜性的文化追尋、從新國族的濫觴到後國族的到來。據此，作者樂觀地表示：台灣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拋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國家」，也是實踐後現代之後國族想像的前鋒。在這個未來想像中，既有「國族」的定義和打造模式將失效，台灣既非中國的一部份也非獨立的新國家，而是一塊多音共存、疆界模糊的文化「獨立」領地。
這的確是一個充滿熱情與創意的願景描述，只是身為一個社會研究者總得吹毛求疵地要把論述的「實然」與「應然」層次區分清楚：這到底是一種對社會現實的揭露（從而歡呼），抑或是另一個想像「國度」的建構與召喚？此一問題的癥結，終究回到在這篇書評的一開始，筆者對本書中國族理論的挪用略顯粗糙化約所提出之質疑。「台灣作為一個國族」的文化想像與建構，絕非通過幾個特定的文化事件或哪些聲譽斐卓的文本，突然大躍進或大轉向。它不只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文化的人造物」，其實是在漫長歷史中，走三步退一步，在猶疑不定中緩慢前行。或者可以再拿中古世紀的羊皮紙（palimpsest）當譬喻，關於「國族」的想像，是一次次反覆刮除又覆蓋、「新的建構」堆疊而融合在「舊的沈積」中的書寫。
據此而言，本書在論述鄉土文學與台灣國族主義「浮現」的關連時，就顯得有些跳躍而缺乏歷史厚度。事實上，關於日治時期「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乃至一種「準國族主義」式（quasi-nationalist）的共同體想像，已有不少細緻的分析作品。例如荊子馨（Leo Ching）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2006）裡，就精彩論證了「台灣認同」是如何在民族主義中國、帝國主義日本以及殖民地台灣這個三角關係的夾擠中產生出來。黃智慧（Huang, 2003）則進一步討論這個準國族認同，如何於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在檯面上因官方的中國國族主義之壓迫而隱匿，但其實在那個世代台灣人的內心深處卻反倒更加強化，或弔詭地轉向，重新認同已離去的日本殖民者。很可惜地，在這本書中並未看到作者對這些處理日治前後台灣國族意識變遷的研究加以連結，如此不免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難道台灣國族主義的文化想像，在鄉土文學之前未曾存在？
相對於這「起得太晚的國族」，如前所述作者對所謂「後國族」的描繪，則又顯得「來得太快」。姑且不論晚近台灣整體的政治經濟情勢，是否真如作者從特定文本中所凝視和想像到的願景（王超華在 2004年所發表《國族主義在台灣》提供了一個既不同於僵化統獨意識型態卻又不同於本書的視野）。即便聚焦侯孝賢，也不難發現這位既持續從事創作、近幾年又頗積極參與政治論述的導演，和本書論及他所展現的後現代性與後國族想像，有著現實經驗上的差距。最顯著的一例，就是2004年總統大選之後，侯孝賢和朱天心等人接受英國《新左評論》時所發表的言論，強烈抨擊1990年代以降的台灣本土化運動，「已經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島內敵對狀態」（Hou et al., 2004: 21）。誠然，我們絕不能就此粗暴地將侯孝賢視為反對台灣國族主義的「統派」，但至少，亦沒有確切跡象顯示，如本書作者所斷言，侯導真能提供我們一種「後國族」的全新格局。
本書雖有著細膩而精彩的文本分析（尤其對侯孝賢電影研究而言實為經典之作），但卻因簡化了國族想像在概念上、與在實際歷史化（historicize）過程中的複雜性，而導致上述「起得太晚的國族，與來得太快的後國族」之缺憾。Michael Taussig（1993）曾語重心長地提醒：當我們在採取後現代的建構主義架構時，千萬別忘了將歷史的鑲嵌性納入思考。閱畢本書，或許我們該接著重讀一下《想像的共同體》。但不是讀它那廣為人知的標題和結論，而是那些被後現代理論家們略過、但其實閃耀著歷史學與人類學想像力的，論證的細節。
參考書目
王超華，2004，〈國族主義在台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56，頁257-270。
Anderson, Benedict, 1983/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Bauman, Zygmunt著、朱道凱譯，2002，《社會學動動腦》。台北：群學。
Ching, Leo（荊子馨）著、鄭力軒譯，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ellner, Ernest and Anthony D. Smith, 1996, “The nation: real or imagined?: The Warwick Debates on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 No. 3, pp. 357-370.
Gellner, Ernest, 1997, Nationalism.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Hou, Hsiao-Hsien, Chu, Tien-Hsin, Tang, Nuo and Hsia, Chu-Joe, 2004, “Tensions in Taiwan”, New Left Review, 28, pp.19-42
Huang, Chihui, 20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Attitudes toward Japan in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in Narangoa, L. and Cribb, R. (eds.) Imperial Jap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Asia, 1895-1945.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Mills, C. Wright著、張君玫、劉鈐佑譯，1995，《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Taussig, Michael, 1993, Mimesis and Alterity. New York: Routledge
Tonnesson, Stein and Antlov, Hams (eds.) 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