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英文版譯稿發表於Taipei Times, 2004/4/6）
（中文原稿發表於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電子報2004/4/1）
馬克思在其經典政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曾語帶諷刺卻又極其睿智地說：「一切重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則以鬧劇出現。」二００四年三月底的台灣總統府前，才剛以「民主」、「公理」之名，藉著複製與挪用過去悲情社運的各種符碼，上演一場看似悲劇、其實荒謬的鬧劇。
詭異的是，儘管根據民調超過六成民眾厭惡這場「運動」，但如果您翻閱中時、聯合兩大報，卻肯定會得到一種印象：「在總統府前的集會溫和理性，仿若一場民主嘉年華」。的確，顯而易見的，大多數聚集群眾絕非「暴民」。儘管偶有衝突演出（砸毀中選會那次堪稱激情代表作），但以兩大報為首的主流媒體，總會自動幫他們將形象矯正回來。
比起電子媒體只會愚蠢地一路SNG到底，中時與聯合報系卻是頗具謀略、攻於心機的媒體。於我看來，在這四年、在大選前、乃至此刻（甚至未來），這兩大報其實一直扮演著比粗暴冒進的國親兩黨更聰明百倍的角色。我一直認為，泛綠真正的對手與其說是國親聯盟，不如說是以兩大報為首的文化政治權力集團（cultural-political power bloc）（周玉蔻先前踢爆「飛碟幫」與聯合報是一例證）。這些媒體很清楚，即使他們在這場選戰「輸了」（是的，媒體的「客觀中立」在台灣根本被當成笑話），但只要持續由他們主導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就能站在論述的高點，維繫他們政經與文化意識型態的正統性，也因此而能繼續進行一場接一場、涵蓋「台北都會／外省族群／中產階級／高等教育」等四合一身份認同的複式動員。
大選之後，當國親兩黨的領導人和其徒眾競相衝過頭時，兩大報其實比這些政客還頭腦清楚地嗅到民意輿論對這波行動的不利，所以既然無法順利推使王、馬即刻出來逼宮，只好快快調整策略，嘗試將抗議群眾與連宋一干國親政客適度脫鉤（detachment）。也就是說，兩大報開始採取一種「即使國親政客為私利，但廣場民眾卻是為正義」的新論述。
於是，他們開始大幅報導各類「抗議民眾」（回想過去學運社運年代，參與者未曾如此被正眼看待過），記者和撰述者努力用感性到有點肉麻的語言，細膩描繪這些人的背景和「心情」。從傳播分類的角度來看，與其說這些文章是報導（report）或評論（comment），不如說更像是一種文宣（propaganda）。兩大報不斷述說群眾「都是」何等溫和理性、有知識有教養的都會中產階級、上班族、學生、家庭主婦等等；說他們不分族群（總是不忘刻意省籍平衡一下）、不分性別年齡，只為找出所謂「真相」、討回所謂「公道」；說他們有多麼理直氣壯、多麼「忍無可忍」。
兩大報還說，在群眾中很多人高舉英文抗議標語（哇！好「國際化」哦）、很多美眉勇於秀出自己（哇！好美麗哦）、很多上班族和學生在下班下課後不辭辛勞趕來（哇！好忘我哦）。這些媒體人甚至對比起過去十多年來的社運，定義以前的參與者多半出身「中南部／本省中下階層／低教育水平」，並據此宣稱這場「群眾運動」多麼具有歷史性的進步意義（三月二十八日兩大報的社論堪稱此種論述之集大成代表作）。
在這樣軟調溫情的論述轉折中，很微妙的，國親政客那些充滿仇恨血絲的面目與煽動謠言漸漸模糊，而所謂「溫和理性中間選民的嘉年華運動」逐漸成為版面上的主戲。尤有甚者，兩大報竟得了便宜還賣乖地拼命吃昔日參與反對運動者的豆腐，他們道貌岸然地質問：「許信良正於廣場絕食抗議，當年也絕食的野百合學運世代如今安在？」。這種時空錯亂、無視目的差異的對比，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試想，如果連我那些「台北都會／外省族群／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朋友，都直呼「受不了」而跟我發出以下憤怒：「要抗議要惡搞要煽動，隨便他們，如今我們除了隱忍又能怎樣？這樣的包容、等待還不夠嗎？為何還要被反過來將我們倒打一耙？」那麼，可以想見這些媒體口中「中南部／本省中下階層／低教育水平」者，他們怨憤的心情該有多難受。這般由兩大報帶頭，把自己絕對正當化、「有水準」化、甚至抬舉到一個無可質疑的道德高位，其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就是：沈默（而反對他們如此作為）的多數人民，再一次間接而莫名其妙地被污名化（還真是無奈，他們可是什麼都沒做啊）。
身為一個關注族群問題的社會研究者，我凝視著那些抗議人群，回溯其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絕對能理解他們心情。儘管不能苟同，卻深知必須包容。但讓我最痛苦難過的卻是，主流媒體與政客的表現。他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你幫我修飾形象、我幫你創造話題，你幫我設定論述、我幫你帶來觀眾。更諷刺的是，為了「穩定大局」，一切反對他們的不滿與批判都必須壓抑。於是，在這不過短短的一週，所有普世價值全被顛倒著重寫，「民主」、「公道」、「理性」、「真相」、「正義」，被輪流拿到廣場上、放在媒體上，包裝漂亮地予以濫用和錯用。甚者，過往前仆後繼流血流汗的社會運動，更被兩大報拿來當作襯托「三二七集會有多光榮偉大」的背景。看著如此荒謬、錯亂、虛擬的「民主」戲碼，我真覺得這一天，堪稱台灣政治史上最為「魔幻」的一刻。
如今，我憂心的反倒不是扁政府的信任基礎和統治正當性（這是綠營政客在乎而不是我關切的危機所在）、也不是政黨傾向的分歧對立（藍綠各有死忠也算民主常態）；我更感到害怕而無奈的是：由媒體設定方向、政客嘶吼動員，兩者持續不斷建構（延續過去五十年）深化的階級偏見。這是一種多重的階級偏見，不只是社經地位也是文化資本多寡的歧視，源自前述「台北都會／外省族群／中產階級／高等教育」複合霸權（multi-hegemonic）的認同型構（但我必須強調，這麼說絕不是指所有具有上述身份者，就一定具有這種帶著優越意識的複合認同），以及相應的一種「看不起中南部／本省中下階層／低教育水平者」的自戀主義（narcissism）與權勢失落感」。例如，在聯合報的網路留言中就有人說：「這些沒文化、沒水準、只會盲目崇拜阿扁的南部人竟然決定了我們的命運」（看到媒體不斷暗示著這種偏見，身為台北人的我實在感覺無比羞恥）。
試問這種自戀、浮誇、污名他者的論述和「運動」，到底在哪一點意義上，有什麼「進步」可言？也試問在這種媒體霸權的結構下，一個具有同理心、就事論事、公平對話的市民社會如何可能？就此而言，媒體改造絕對是下一波民主改革的首要關鍵。而焦點問題絕不像親綠媒體（如自由時報）所經常粗暴指控「兩大報是統派媒體」這般簡單（這不也是另一種危險的民粹動員）。對台灣如此「自由放任」的媒體環境來說，藍綠統獨各為其主，在我看來沒什麼大不了也並非媒體首惡。個人以為，真正鞭撻著台灣社會的，其實更是媒體挾其文化資本與論述霸權，繼續不斷生產之（如前文所述）文化與經濟複合的階級偏見。親愛的朋友，我們不得不正視、反省此一敏感問題，如果我們希望，真正平等的族群／南北和解早日降臨這塊島嶼。
PS1. 遊民讀報的照片，攝於芝加哥2002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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