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註：根據消息來源，本文中所提到兩位許文彬並非同一人。但在確定此
確為兩人，並確定其言論分際之前，仍保留本文於此。另外也同時在此
處譴責中國人權協會對此事毫無表示的消極態度。)

中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金會執行長許文彬，同時也兼任中國人權協會的
理事長。而儘管該協會在2003年所發佈的台灣人權報告中所評估的六項
人權指數全不及格，而在2002年發表的兒童人權報告中，報告人直指兒
童「表意權的保障退步，顯示兒童受尊重的狀況更差」，並宣稱「兒童
在教育政策參與和司法訴訟中的表意權，平均分數不僅較去年下降，更
是社會人權所有問項中最低的兩項。顯見『有耳無嘴』的觀念仍根深蒂
固」，許文彬本人仍然代表控告了中央性別研究室網頁連結人獸交圖片
，並積極堅持各種假借兒童名義實際剝奪最基本求知自由的檢禁政策。
譬如在控告何春蕤的發言中，他強調「我們支持學術自由，但是一定要
有限度」，但對照起中國人權協會在非常光碟事件中的聲明：「中華民
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此
即學理上所稱『表現意見之自由』，這是基本人權的一環。在實踐過程
中，有其客觀的判準，不可因政治立場而為差別認定，致違社會公平理
念。」，兩相對比，其中包含的心態不言可喻。

該基金會董事長，亦為現任立法委員曾蔡美佐，在立委任內因貪污舞弊
罪名求刑十二年，並涉及與黑道交往的新聞。

該基金會董事尤英夫，長年來社會形象正面，咸認關心人權事務。但綜
觀近年發言，除了與許文彬共同參與控告人獸交圖片案，亦在非常光碟
一案中為被告辯護，並論該事件謂「非常報導之光碟被作為政治言論的
工具，作為表達意見的另一種方式，更具民主社會中極為珍貴的言論由
由或新聞自由的正當性」，同時卻在人獸交一案中認為被告「逾越學術
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基本精神」。更甚者，在近來的「新聞自由與國家安
全」與「生物特徵隱私權」的論辯中，都明顯地站在國家的一方，議論
自由應受到國家何種限制。論者自許為言論自由之上的道德判準，卻忘
記自己隨興為之的標準早已自相矛盾。

另外如台北市漫畫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賴有賢（委員），台灣圖書
出版事業協會秘書長陳恩泉（董事）等人，雖然身處出版或創作業界，
但是從未對相關問題表達必要的立場或言論，反而與政府結盟，逕行支
持戩喪自由的評議措施。

2.
行政院新聞局與出版品評議基金會，在圖書分級一案上既為同謀，卻在
媒體發言間彼此撇清關係。然而根據新聞局網站上載明，並早已在1995
年由新聞局正式備查之「中華民國出版品分級實施規約」內容，根本已
經確立將評議委員會定為審查機關與標準認定者的身分（前言、第五條
、第六條）；另外在同一網站中，「我國實施圖書分級制概況」則清楚
地向人民宣示兩者如何合作「以民辦官協方式來落實推動圖書分級工作
」，並再一次明定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金會』協助分
級」。其偷渡權力的本質已昭然若揭。

在權力已然專限於特定財團法人的情形之下，「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
級辦法」在制定混亂無狀的分級條文之時，將分級的責任歸於出版社或
下游租售商，卻將取締權力下放到各級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的警察機關與
新聞機關，在出版法終於廢除之後，重新將閱聽物管制的權力交回地方
政府。而在規定的模糊不清與不可思議的沈重罰則（十萬∼五十萬）之
下，其根本面目便是政府透過行政專斷的命令手法，一方面圖利收取審
查費用的財團法人，另一方面創造在分級制度中警察與機關斂財的最大
可能性。單就規定本身而言，即已是恐怖的斂財手法；更不用提新聞局
如何以委託案供養基金會，私下授受權力的背後，在基金會成員令人存
疑的公民與道德操守之下，將會是多麼龐大的利益體制在運作。

3.
制度面的弊端已然如此明確，看看目前以專斷圖書分級為職志的相關團
體發言則更令人心寒。兒福聯盟在報上發表言論支持新聞局的做法，對
於辦法的模糊不清，表示「正因為暴力、色情的界定可能隨著社會觀念
的變遷而有不同，使用較抽象、彈性的法條用語，反倒保留了日後詮釋
的空間。描述犯罪、自殺、暴力、色情等細節的出版品，這些「知識」
是否值得大力傳播，讓未成年的孩子耳濡目染？以台灣兒童少年自殺、
犯罪案件時有所聞的現況看來，答案不證自明！」前文才說法條的好處
在於寬鬆不明確，在後卻表達這套命令對象明確並具實際效果的意見。
自我矛盾無以為甚。

然而，在這樣的矛盾中我們正好能察覺相關機構在整套作為背後真正的
含意。創造模糊規定的新聞局將審定權力讓渡給民間的財團法人，而仍
然用高額罰款與既定法規作為法源；龐大基層警力作為後備動員。財團
法人則以未經討論的狹隘定義進行分級作用的實際行為。在這種合作關
係裡，對於圖書分級討論不曾落實，對於妨害風化的標準脫離不了傳統
定義，又實現並加深了對於閱聽物的統治恐慌。而以往還懂得用論辯或
司法等公眾領域手段進行宣傳的所謂「社運團體」，如今在與國家的合
作關係之中，終於獲取嶄新的手段，如同隨著分級制度的創立而展現在
我們眼前的，將狹隘的標準偷渡成制度與政策的預設價值，將人民視為
知識宰制的對象，將民主溝通最基礎的意義徹底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