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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阿德離開人世的消息時我正在游泳池裡游泳。游泳時還要帶著手機是我去電視公司上班後的習慣，沒想到會在這樣有點像電影畫面的情況下得到老朋友離開的噩耗。在游泳池畔渾身濕漉漉的拿著手機回答著記者的問題，其中有個問題是：「你想對導演說什麼？一句話就好。」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尤其是只能說一句話。我認識的那個憤怒阿德還和我共同活在上個世紀的八○年代，那是台灣解除戒嚴前後的年代，關於我們的那個狂飆的年代何只一句話？千言萬語三天三夜都說不完。
多麼希望這只是某部電影的劇本，片名暫定是《老朋友》。我和阿德正討論著這部電影的劇本的開場。「我們來想想這樣一個序場。」戴著墨鏡的年輕阿德很亢奮的說著：「一個男人從游泳池爬起來接聽手機，是記者打電話給他說他的老朋友在美國走了，其實那個老朋友和他很久沒聯絡了。不過他還是得說些什麼，讓記者有點收穫，因為他們都是媒體會報導的那種人，所以他也很習慣說些什麼。當然他會說些那種記者最愛聽的話，什麼一個偉大時代的消失啦，什麼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啦。屁話連篇。」
「其實他們有十多年都沒見面了，最後一次在一起是在一家咖啡店，兩人為了某件事起了爭執大打出手，把咖啡店的玻璃門都打破了。」做為阿德的共同編劇和製片人，我習慣這樣的故事接龍，但是也很習慣被阿德推翻。他會很快的重新開始：「如果他不是在游泳池接到朋友離開的噩耗，而是在汽車旅館呢？他接到一則悄悄傳過來簡訊，發出那種叮叮的聲音，輕輕的，叮叮，當時他還在和一個在網路上認識的幼齒的女學生做愛，那種很絕望的感覺。」
以上情節純屬虛構。幾天後我和一群朋友圍坐討論著未來能替阿德做什麼，我提議說我們每個人都要先問一下天上的阿德說：「我還是你的朋友嗎？」
記得阿德曾經說他心中有塊白板寫著每個好朋友的名字，有時候他會將一些名字擦掉。
小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