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獵文化，是否真的僅是「傳統」？這些被部落中的多數村民視為不事生產、對現實生活適應不良而逃避回部落的青壯年人，其所進行的「新一代」狩獵方式確實不若「傳統」般有嚴謹的獵團規範、獵區劃分，這些三四十歲左右的青壯年獵人多國小畢業便遠離原鄉謀生，往往是在尋覓多年、甚或是在遭受工作傷害後才返回原鄉，其對山林的認識與熟悉自然不若自幼在山林中成長的「傳統」獵人，然而，在社會的時空背景已與「傳統」截然不同的現在，仍以對「傳統」獵人的要求標準來評判這些新一代的「獵人」是否適當？
Buege（1996）在分析西方的ecological noble savage（生態上高貴的野蠻人）論述時，指出該論述看似為原住民族「去污名化」，實際上卻是重新加諸於原住民族一種集體性的「刻板印象」，此刻版印象強調原住民「傳統」的生態智慧，忽視原住民族文化變動的可能，其結果一方面使西方主流優勢族群免於為自身引入的經濟市場與資本主義剝削負責，另一方面更負面凸顯當今原住民族為因應生計所需而對自然有所干擾的「破壞性」。而國內的研究如孫銘燐（2001：44）亦認為談原住民族的「生態智慧」並無助於解決原住民部落社會真實面臨的生存問題，反而可能美化一切，掩蓋真正該被政府、民間社會正視的問題。
究竟何謂「傳統」？Warren（1995）認為傳統主要指稱於十九世紀時「簡單的、荒野的、靜態的」態度，也就如同從Malinowski以降的人類學民族誌對於原住民族異文化的想像，當是原始、恆定而無時間性的。當前台灣的原住民族狩獵研究，亦常將「傳統」狩獵文化與「現代」狩獵行為作二元對立的區分（如：梁秀芸，1995；王俊秀等，1997；紀駿傑，1997）。然而這樣二元對立的思考，不儘忽略了「傳統」與「現代」在時間軸上的連續性，看不到當中動態的變遷過程，往往更將傳統與神聖、現代與世俗作直接的連結。循著這二元對立的思路，不同的學者因不同的觀點與立場，常延伸至兩種論述：其一認為原住民族的傳統狩獵文化已全然消逝，應在法規上予以杜絕（如：陳永禹，2000；黃怡，2000、2001）；二則強調原住民族在傳統狩獵文化中展現的生態智慧，可加以學習或運用於自然資源管理（如：紀駿傑，1997；謝世忠，2003；劉炯錫，2003；裵家騏，2004）。然而，由於對「傳統」變動至「現代」的過程缺乏分析性的了解，關於「現代」原住民族狩獵的資料也不易獲得，因此在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採取不同觀點的學者之間，似乎難有可供對話與分析的資料平台，也使得各方對於原住民族「生態智慧」的論述，常受到意識型態與常識的左右（傅君，2000於落實生物多樣性—原住民狩獵面面觀研討會），而狩獵文化的討論將必然是政治的，無法超越權力的邏輯成為單純的文化課題（台邦‧撒沙勒，2002）。
「對一個民族來講，『傳統』並不完全是一個靜態的、一成不變的歷史的過去。人的現在，是一個不斷受『過去』影響、塑造、啟發，並不斷被『未來』的理想、期待和想向所滲透的『現在』」（孫大川，2000：12）。沒有那個社會或文化是一元的（unitary），也沒有那個社會或文化是完全整合的，任何社會或文化總是代表某種衝突觀點與利益的複合體，因而社會文化變遷的關鍵即在於人是否能意識到本身的地位（positions）與行動的影響，Keesing（1976：166）認為這種「意識」即為變遷的原動力，而此變遷在與外來文化的持續互動、衝擊之下更形顯著。如同Habsbawn（1983：15）也指出「當社會產生劇變，因此削弱或摧毀了舊傳統的生活模式，並對不適合現狀的模式予以更新，或者當舊傳統及其制度的媒介與傳播者不能再適應與變通，或被淘汰—簡言之，當供給面或需求面產生夠大夠快的轉變時，我們應比以前更期待新傳統的出現。」
（還沒寫完。不過應該也不會寫完了。有興趣的話請期待並祈禱我的明年畢業論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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