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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國化的歷史史觀熱烈展開，觀者稱奇，但是卻了無新意，從早期中外文學等思想論辯場上，諸多「台灣主體意識」的大激辯，擔負建構主體意識的歷史史觀，早就焦慮地搖擺等待著，看誰建了王朝，獲得歷史的詮釋權。

時勢造就名人，道統總要歷史言說，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新史觀運動開展的絕妙時刻，奉行的正是他十年前提出的同心圓史觀的方法論。

杜的同心圓史觀簡單地說，現行歷史課程分為世界史與本國史，二條「中」與「外」的歷史脈絡，在這「中」、「外」的歷史史觀中，其實也隱含著「中國中心論」與「歐洲中心論」的史學觀點。換言之，世界史的歐洲中心論，疏漏非洲、澳洲的歷史，甚至美洲也直到進入現代才成為顯學，而擔負亞洲歷史論述的「中國中心論」，也在中國史學觀點下簡化了日、韓，也漠視中亞、南亞、東南亞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中心論」的朝代史下，台灣始終成為中國的邊陲，甚至成為一種區域論述。

杜的新史觀，意圖解構這樣的霸權思想，建立一個多元中心的歷史史觀，他編派台灣為新中心，讓原是多元分散圓圈轉為具有中心向外擴張的同心圓，歷史成為依地域性由近而遠，由鄉土史、台灣史、中國史、亞洲史、世界史五個圈構成歷史史觀。

於是，這樣的同心圓史學觀點，一個圓可以拆開成為一冊歷史，運用多元中心的史觀，讓台灣去中國化，由邊陲變中心，離開台灣始終落於中國歷史論述之內的宿命。

杜的善意，在於去除「中國中心論」在歷史詮釋上的霸權姿態，但是問題在於，此刻急欲建構「台灣中心論」，會不會適得其反，讓一個新中心就此消亡。

在杜的史學方法論上，1997年8月當代雜誌的一場座談，吳密察指出杜的同心圓史觀，是一個在實踐上極富挑戰性的史學觀，因為它打破傳統在時間縱軸上的歷史敘述方式，而意圖以空間橫軸的擴散方式來展現歷史。吳密察所疑慮的是，當時間的因果關係被空間分隔所取代，同心圓的各圈歷史，如何展現它們之間的互動影響，失去緊密的互動，台灣史會不會是一部內政史。

杜自謂台灣史觀，以台灣為主體，遠從原住民講起，到荷蘭、明鄭、甚至清朝，也都保持台灣與中國大陸密切關連的角度，才能接上現在的命運。其實他並不否定早期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連結關係，「去中國化」的觀念，在這段早期台灣史觀中難以開展，唯一能做的台灣主體歷史詮釋，就是塑立原住民的存在，標示不同與中國的民族、人文發展，或者小心翼翼地將中國移民開拓史，寫成台灣住民拓荒史。

在這地域上、文化上中國與台灣的緊密關係下，回到吳密察的質疑，台灣史的圓圈如何與中國史的圓圈全然割離，談早期台灣漢民，如何不談中國西南移民？

早期台灣史觀，「去中國化」行之不易，而更重要的進入現代史之後，從日本統治到國民黨統治，讓諸多追尋台灣史觀的歷史學者興奮著，這段期間台灣外於中國的政治勢力之外，無論是異國異族的日本，或者戰敗遷台的國民黨，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臍帶關係完全中斷，一個台灣意識形成的時刻。

但是，歷史總是暗藏玄機。從日本統治、國府遷台到今日，日治50年間，台灣與中國並非全無交流，文人、革命家來來往往，並非異國交流的型式，祖國之稱屢見不鮮，到國民黨遷台，數百萬中國移民再度衝擊台灣文化，甚至直到晚進的開放觀光、投資，乃至中國新娘嫁入台灣，情色市場的大陸妹來台謀生，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從未中斷，政治詞彙能以新移民詮釋台灣主體的民族融入，但是卻也躲不開文化相互滲透的影響之實，去中國化成為形式重於實質的言詞。

政治上的分離，不意謂文化上的割離，更麻煩的是台灣並非新加坡等華人國度，國家的形式與住民的集體意識，早讓華人圈取代中國化的政治、文化論述，當個快樂自由的國度。對於台灣而言，國家的形式被國際現實匡定，離不開含混一中的中華民國，成為維持現狀的最佳保護膜，而眾聲疾呼的台灣共和國，早被美國友人下令噤口，政府高官交相滅火，內部高喊國民主權的台灣意識，也在建國、戰爭、市場、通婚的盤算利益中，成為起起伏伏的統計數字。

那麼，回到台灣史觀，台灣現代史的「去中國化」成為有趣的文字組合遊戲。如果字義內涵指的是「去中國文化」，那麼七百年或四百年的中國文化影響，如何清清楚楚割離，若以晚近百年的分離，標示一個分水嶺，那麼切割完傳統中國化之後的台灣，自覺的本土化內涵是什麼？其間隱含多少西方化？台灣現代史會不會成為櫻花史或可口可樂史，或者會不會寫成內政史或消費史。

如果史觀中的「去中國化」根本不是文化定義，而是挪用為政治內涵，指的是「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化」或「去中華民國統治化」的實質意義。那麼前者「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化」依舊是強權嘴臉、國際現實的問題，別忘記「征服」向來是文化統一的手段。那麼後者「去中華民國統治化」只是內部政治鬥爭的手段，新政權不意謂是新國家，它有可能是舊體制的更新接替，一旦新國未立、舊國消去，那也別忘記「接收」也是文化統一的方式。

台灣史觀並非新意，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嚐試做過切割，他以台灣人民始終受異族統治為根基，接合「台灣地位未定論」作為台灣不隸屬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的依據，再以民族革命作為建立新國的終極手段，他的台灣史觀標示台灣人民主體意識的存在。

但是，革命終究沒來，甚至透過選舉體制，終結國民黨統治，卻終結不了中華民國的存在，甚至在嚴苛的國際現實下，一旦拿掉中華民國的大帽子，台灣只能冒著戰爭風險建立新國，或者淪為無主之地等待中國代表者接收。這道理官員懂得，所以台灣地位未定論不能說，中華民國要時時複誦著，至於台灣史觀呢？離不開中華民國，一談就是1911年起頭，同心圓分不開中國的如影隨行，總不能一個稱為中華民國的國家歷史史觀，就只把台灣一塊地畫上個圈，記載著誰曾來過，讓歷史成為年鑑學派的人文地理風采。

台灣主體史觀應當寫，但是如何寫與何時寫，成為一個必須兼顧國際環境的巧妙問題。此刻，啟動歷史論述機制，又不幸落入政治角力之中，台灣史觀反成當下統治者急欲形塑國民集體記憶的工具，一如國民黨早期的大中國史觀換成台灣民族史觀。但是在這為深化權力正當性的歷史言說中，想說的迫於國際現實不能說，不該說的因為政治利益片面詮釋，歷史被糟蹋，成了四年一換的童話版本，歷史學者如何自圓其說。

台灣史觀是什麼？當中華民國丟不得，台灣新國路坎坷，當中華民國前世在大陸，今生在台灣，多元的史觀不該是切割，甚至不該是為政黨利益的分家切割，像是你的國史與我的國史，或者當權者的國史。

西方如薩依德、巴巴等東方主義、後殖民觀點下，提出早期邊陲國家、殖民地如何在霸權之後、殖民之後，建立一個自我的本土論述，其間重要的不是急欲建立一個去蕪存菁的新中心，而是正視霸權眼中的他者，或者殖民經驗的模仿混淆之後，一個充斥太多歷史雜音的史觀。

史觀建立在雜音之中，我們只能全面釐清，不能片面選擇。


從考試到教科書，台灣史觀無限上綱，中華民國成了歷史的幽靈，前世戰敗了，今生選輸了，於是國不成國，倒成壯膽保命的嘴邊鹹豬肉，該是這樣嗎？

歷史服務政治，絕非杜的本意，他早期學者風骨的一席話（當代120期，P31）更是讓人動容。

--「就歷史教育而言，這套史觀所發展出來的知識與觀念可帶領青少年認識他們所處的台灣，瞭解他們的文化來源，認識與他們極具關係的國家—中國（無論未來中國與台灣的關係為何），也幫助他們順利走入世界，……」--

政治的分離，讓中國始終成為台灣眼中幽暗又隱形的國度，無論她有著何樣的變化，一旦躍上台灣子民記憶的，以前是窮吃香蕉皮、中國正統的篡奪者，現在則是台商殺手、台灣安全的恫嚇者，仇視教育讓我們無法看清這個國度，縱使永不合一，隱去中國的歷史教育，讓我們始終認不清這個海峽對岸的巨大王國，不僅是過去文化的連接，也包含未來商業的生機。

是的！該編寫台灣史，無論上面是否擺著與中國藕斷絲連的中華民國，無論是在那個意圖分割的圈圈之內，瞭解我們所處的台灣，瞭解曾為祖國的中國，瞭解現任惡鄰的中國，瞭解未來霸權的中國，歷史學者該是擦亮歷史這面明鏡，止了那些喋喋不休，讓眾人清晰過去、也思考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