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觀影之前看了太多評論，有太高的期待，觀影之後反而有種無法落淚的愁悵。
如果，將吳乙峰的＜生命＞一片，視為一種災區經驗的影像救贖，充滿生命尊貴的美好，那麼，請勿閱讀下去。或者，尚未觀影也稍勿閱讀，以免有損自己的直感經驗。
到過災區嗎？影片總是嗅不到那種土地的悲傷味道？
我喜歡吳乙峰的早期作品，因為他不存在。
從月亮的小孩的記錄片開始，我驚訝如何讓一個非演員習慣鏡頭的存在，開始展現自己真實的一面，觀影者如朋友一般，透過鏡頭相伴其右，瞭解他們深沈的哀傷，吳乙峰稱它為「蹲點式」記錄拍攝手法。是的！蹲點，蹲久了就成拿攝影機的朋友，蹲久了拿攝影機的人也日益消失，只剩被拍攝者與觀影者隔著畫面直接見面，重新寫下一個朋友的友善關係。
從＜月亮的小孩＞到「人間燈火」、「生活映像」系列，乃至許多全景種子學員所拍攝的社區故事，都讓人有種驚豔的感覺，彷彿透過鏡頭喊著：「嗨！我不在，不過可以認識我的朋友。」
＜生命＞打破這樣的邏輯，吳乙峰出來了！與其說他記錄四個家庭的災後創傷，不如說他透過四個家庭反照他的生命歷程，他的災區心情。他從災後的九二一，反觀他父親的病情，或者反觀他己身對於生命的認知，這種個人災區經驗的影像獨白，讓＜生命＞如同吳乙峰的災區心情日記，四個家庭反映他的悲傷，或者如同影片小標所寫＜五封寄不出的信＞，那麼三封來自災區家庭，二封是吳乙峰和他逝去的友人，吳乙峰已經預示自己存在影片裡。
再去探討記錄片的本質，又將是眾說紛云的喋喋不休，但是記錄總是有個主體對象存在，在觀影的過程中，吳乙峰的問話介入，如同一種干擾，讓人仿如第三者般，看著吳乙峰與受訪者間的災區採訪記錄。從四個家庭的災後心情，在不斷的問話與回答裡，仿如大眾商業媒體的操作手法再現，「妳痛苦嗎？」、「沒夢到妳的雙親？」…..，更甚是與佩如的訪談中，佩如在訴盡災後痛苦想要自殺的念頭後，吳乙峰竟然跳出來訓她，打破記錄者不介入事件的想像規則，成為影片的一分子。
觀影時，一直被這樣的訪談結構打斷情緒，於是開始思考，吳乙峰是否執意在＜生命＞裡凸顯自己的經驗感受，如同在片末字幕所示的作者--吳乙峰，在一部921的記錄片，放進他的父親，也放進他自己，用他父親的尋死，來對照災區生命的珍貴，連接他與災區居民面臨同樣的生命課題，這樣個人風格的手法，讓記錄片中心偏移，那不是災區記錄，災區成為一種生命背景，屬於吳乙峰的。
看著片子播放，在情緒不斷被中斷後，開始回頭思考他拍攝時的蹲點情形，如果從片子一開始時間點是災後的三星期，到結尾的生產，拍攝時間應該在一到二年間，寫信的時間在第三年，吳乙峰該是累了，想要一個結束的時刻。
不清楚拍攝母帶有些什麼，無法瞭解蹲點的時間厚度，但是從影片中對災區家庭的跟拍並不多見，缺乏展現他們與他人或者與環境的互動畫面，於是製作手法只能藉由大量的訪談及口述來說明災後心情，讓訪談成為紀錄片的核心，讓整部片子像許多片段組成的對話錄，而非完整故事的影片，於是令人驚訝，那些感動人的自然場景何去？
不瞭解吳乙峰是刻意的不要或跳過這些場景？或者是利用冗長對話來展現疏離的思考空間？但是從他剪出靈堂中父親抱走哭泣大女兒的畫面，挑出挖掘現場姐妹發現自家垃圾的心喜到諷刺，其實他是瞭解捕捉到真實的場景，遠比訪談更自然動人。但是片中是無盡的訪談，也一直執著在詢問她們對親人逝去的悲傷，甚至不惜推近鏡頭，商業手法的臉部大特寫，催逼觀眾出淚。其間在疏離與縫合間，呈現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疏離，又急欲透過形式緊接觀影者，最後在刻意引導的災區觀看下，我哭不出來！
我一直在想，失去場景、大量對話，吳乙峰倒底花了多少時間陪著他們，是一如過去的長期蹲點拍攝，還是某些時刻的點狀拍攝，從男性的不願多話，從女性時而流露對鏡頭的客氣與戒心，甚至到結尾要求寫下的三封信，每封信中都提及吳乙峰的存在。我有點錯愕！＜生命＞終究沒有像＜月亮的小孩＞般，讓鏡頭靜靜流轉，吳乙峰隱著身，帶來他的朋友與大家見面。
失去了自然場景，剪入大量訪談，觀影的確吃力，更糟的是＜生命＞一直想捕捉四個家庭的悲傷，災區看不見其他人事的存在，僅緊鎖住四個受災家庭的個人內心想法，缺乏大環境的存在，以及家族的恩怨互動，許多從災後到重返社會的支持結構與現實問題，都成為存而不論的事務，甚至兩姐妹的未來，以及佩如的悲傷，都不斷出現，卻在訪談裡輕輕漂過，似乎有些事無需多言，觀眾自己體會就好。
但是片末從二個家庭的出生、到二個家庭的出國，二小時如同展演一場生命自我療傷過程，甚至穿過隧道的火車，暗喻著生命總是能找到出口。這樣的意涵，讓人難以接受，也太逃離許多該有的結構性思考，讓＜生命＞淪入四個家庭的悲傷言說，以及吳乙峰的災區自省，成為失去時空、失去省思，落於喃喃自語的悲傷獨白，最後依出國、出生而各得圓滿。是這樣嗎？災區的悲傷，是只有失去親人的循環悲痛嗎？是如＜生命＞製作完結一切告歇嗎？我想＜生命＞一片只是災區的逗點，不會是完結的句點。
我去過災區，災後的第三天，我上九份二山，羅佩如坐在地上，臉埋在雙膝裡，她不語，當地人說她一家七口全埋了！我說不出話，只能無語，一直記得那種烈日下散發的強烈悲慟，但是更令人悲傷的是，這些倖存的人，災後數年所面對的生活與現實。
災區，不只是921失去親人那一刻，而是從那起點後，團團緊綑的問題，像濃郁的愁味，無法離散。那是當下即永恆，那是離開災區無法體會的心情。
二００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人潮滿滿的戲院門口，看著慕名而來的人大排長龍，我一直在想，他們去過災區沒？他們從災區記錄片想獲得什麼？當我聽見旁邊一位時髦的上班族，在散場後以近乎驕傲的口吻對電話說：「我來看生命了耶！」。
我覺得有點悲傷，我想到坐在地上的羅佩如，誰有權帶離她、重現她，從遙遠災區，穿過從那段時光，簡化那些心情，到城市的戲院，成為作者詮釋，觀影者再詮釋的文化商品，甚至在災後的第五年，成為城市居民的中秋救贖，就為一句「我來看生命了耶。」
去過災區的人都理解，那些場景、那種氣氛，是一種無法移轉的經驗，那是如同佩如所言，一半漂失的心，如何尋找那刻遺失在災區裡一半的心，是許多影像工作者的夢，也是難以推卸、不得輕率的責任。
會再去觀看其他片子，尋找屬於我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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