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有情 風月無關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妙法蓮華經》

作者袁保新於本書第三、四章探討了孟子哲學中最重要的人性論問題後，可說是澄清了孟子言「性本善」而非「向善」，並透過「實存心」的探討來解決「性不善」的問題。就本書結構來說，此人性論之確立可說是使王霸、義利之辯取得了價值根源與立論基礎。觀第五章：〈王霸之辯：孟子政治哲學中的理想性與現實性〉，實際上就是將此「性善說」付諸於政治場域的實踐。而第六章：〈義利之辯：從義內、義外到義命合一〉，更是將此政治實踐過程，甚而是生命實踐中具有的義、利衝突做出討論，而歸結出：吾人不當獨以圖利為目的始行仁義。

蓋人性既然是善，則吾人之道德實踐本就不需待外在企圖或目的才去完成，因為仁義價值是內在於此心此性中，這點在上章探討「盡心」、「立命」、「知天」時便曾強調，吾人之所以能道德實踐的心性皆是自主自律的，即便在經驗世界中之有命有限，也能通過「義命分立」的階段展現出義先於其命的理所當然，而達至「義命合一」的價值完遂，此即以命之有限性顯義之無限性。於是，在政治上孟子便以此而言「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且就其「民本思想」來建立政治理念或政策規劃，就其時代文化的背景來說確實是值得為之大為讚賞的。故無論他的思想中是否已涉及實踐層面的操作成敗，也就是「其理論效力問題於實踐中成敗如何」一問題是否能得到解決，實際上皆不甚重要。

因為若就孟子所強調「求義先於求利」觀點來看，其面對時代與政治所關注或思考者，當然不在於「此思維國君接不接受？」、「此政策行不行得通？」處，其實，孟子認為施政之要道就在於需能行「不忍人之政」、需「視民如傷」（《孟子˙離婁下》）。政治、政策之執行在孟子言是道德價值自覺後（義）的一種行動實踐（王），並非只是為了公眾的最大利益（利）而提供一個施政藍圖，使自身得到績效，使眾人「皆為利來」，也「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且若是為政之目的只為得到「利益」，則執政者本身是否有德有義，顯然並非重點。

因此，其實王、霸之別的價值根源就來自「義、利之順序」，因為孟子希望人君施仁政而非眾暴寡、強凌弱的「霸天下」，就是因為希望國君處處依其內在價值的「仁義禮智根於心」而行，並非只求能達成外在目的之利益。因為利或不利乃屬經驗層的成與敗，義或不義則在先驗性的道德形上學中已然有之，此即孟子言「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孟子˙盡心上》）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看，王、霸之分就在於前者從義行，而後義利能兼得，後者則但求其利而不計手段，致使其心沉溺於盲目瘋狂地追逐物欲（也就是利），為所不應為，擇所不該擇者。義便是應為，擇其應為者而為，也就是聽從自身（心性）價值之判準。此便如袁保新對「義利之辯」所總結所言


故總結孟子與告子「義內」、「義外」的辯論，我們看到孟子在人性論
立場所理解的「義」，不僅是我們本心真性的先驗理則，而且就其呈現
為「羞惡之心」、或「應然」的道德意識而言，它也原則性的判分了兩
種生命實現的方式，一者是合於本心真性的，另一是違反本心真性的；
即一種可以彰顯出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另一則不面引領我們墜入禽獸
的境地。

人禽之別與義利之別皆是關於「價值自覺」之探討，而價值付諸政治層面的實踐（外王），就有了王霸之別的探討。然而，雖則義利是價值，王霸是事實，但是吾人皆知中國哲學顯然無此「價值」與「事實」截然二分之思維，因為人有此作為根源的價值後本就會在其事行中顯，此尤其在「內聖」與「外王」緊密相通的儒家中更可明白。故在孟子處的「由仁義行」與「王天下」是可以連貫在一起的。人尊於禽獸之價值在道德，故吾人皆能「由仁義行」，便能成就王天下的功績事業。故孟子並不否認需要利之存在，其所強調者在於執政者不能單從「利」行而忽略「義」，執政者若能處處「由仁義行」然後眾人皆得其利，因此義利能兼得之是因執政者施政能從根源處「由仁義行」。

相對而言，若執政者全從利而行，則可說是霸天下之根源。實際上霸天下屬於法家思維。「霸」就是不重視情感、道德、人性等價值，而只求其目的能有效率地完成。然而自此以觀政治，執政者之能得利大多是來自於苛政嚴法，並且此利顯然亦只有君王得，而非尊貴、利益其民。孟子之王道政治論因其時代之現實與他個人對文化之熱忱，故必然具其理想性與現實性，然自其所論者觀，則以德治、禮治高於法治，以民意為本，民心為重處，不但是其承繼孔子政治思想之精彩處，更是其後儒家政治哲學中「正德」、「利用」、「厚生」的根源。本節內容乃作者袁保新於本書中針對孟子所提出「王霸」與「義利」二辯的討論，亦加入了一些筆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