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有個短篇小說，篇名就叫〈等〉，講推拿師龐先生小小的診所裡面坐著許多等候的人，一邊等是不是輪到自己了，一邊在白淨陰天的玻璃窗前說點可以為外人道的閒言閒語。小說最後，一位奚太太想起了他的丈夫，溫柔地安慰自己，有一天她丈夫是要回來的，「不要太晚了──不要太晚了呵！但也不要太早了，她脫了的頭髮還沒長出來。」
就在這時候，「一隻烏雲蓋雪的貓在屋頂上走過」，張愛玲寫道：「生命自顧自走過去了。」
長久以來我都覺得加西亞．馬奎斯的〈沒有人寫信給上校〉有著像張愛玲筆下「生命自顧自走過去了」的小說名，照說，等一封信沒什麼了不起，「我並不期待什麼」，那個固定在星期五下午等郵政局長分發信件的上校也自己說了，「沒有人會寫信給我」。可是讀過這篇小說的人都知道，「沒有上校的郵件」，他是多麼不敢「在這個晚上空著手」回家。
一個好的小說家必須具有洞察社會、直指人心、關注生命的能力，一篇好的小說除了文字技巧與寫作意象的凝聚還必須超越人類語言，開闔喜劇與悲劇。這些好，〈沒有人寫信給上校〉裡都有，反映了真實世界的一個謎，絕望中帶著深深的愛意與疾苦悲憫，只要你願意，它就會喚起你等著甦醒的靈魂。
對生活絕望，對政權絕望，「唯一一定會來的就是死亡」。一天一天的等，宏觀與微觀各種寫法的等，這是馬奎斯擅長營造的小說希望工程，筆下的人物往往都在跟時間比耐性地闡述這個天老地荒的「等」的藝術。他贏了，就像《百年孤寂》魔幻寫實的等或是《愛在瘟疫蔓延時》永生永世的等。〈沒有人寫信給上校〉更擺明了「除了等待以外別無他事可幹」。上校跟他的妻，這一對被兒子拋下的孤兒，天真且嚴肅地等著早該屬於他們而遲遲不來的退休金信件。從「他打開窗子，十月已經進入了院子」一直等到「他無須開窗便知道是十二月了」；從刮下貧苦的鐵銹連著咖啡屑一起煮沸來喝等到無法可想、斬釘截鐵的不是餓死就是吃屎；從「人必須要有牛樣的耐勁」等到只能拿「慢慢死亡」的意志與韌性來餵養一隻鬪雞。好在有這隻鬪雞，對哥倫比亞內戰後的亂象伺機還擊，既然已經等了十五年的信了，老上校，說什麼也要再等個四十四天來證明「牠是隻唯一不會輸的公雞。」
我可是沒有想過會真的看到這隻「唯一不會輸的公雞」。《沒人寫信給上校》(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1999年改編成電影，墨西哥導演奧圖洛．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執導。跟小說一樣，電影從上校早上起來把僅有的一小匙咖啡從罐底連鐵銹一起刮起來開始，無止境的等就像上校的尊嚴與脾氣，附骨難去。電影拍得很忠於原著，色彩蒼鬱，光線黯淡，人心的絕望、掙扎就如同窗外的雨，也在等待嘆息。兩個主角，上校與妻，卻是多穿白衣，明確且突出地起床、咒罵、憤怒、哭泣，映著斑駁的鏡面，看不清楚自己。較驚奇的是，上校的妻，是由演出阿莫多瓦電影《我的母親》（All About My Mother）裡舞台劇《慾望街車》的女演員瑪麗莎‧帕瑞迪（Marisa Paredes）所飾演，她的碎念與神經質，詮釋這個甫遭喪子之痛的蒼老女人，再適合不過了。老上校面對她，真像面對一場喪禮，兩個人唯一可以一起參加的喪禮。她是強悍的，也有女人的實際，小說把上校已經描寫得無懈可擊了，而電影彷彿是為了上校之妻，那個「什麼都猜得到」的白髮女人而拍的。除了悲傷，她打發日子的方式就是等著鎮上放電影，手提一只摺疊的木椅，去到放映電影的廣場，不管老闆冷嘲熱諷的態度，就這樣看起電影來了。「上次是斷片，這次被趕出去，我永遠看不到電影的結局」，這個老女人還是這樣既不耐煩又極有耐心地，等著看電影的結局。
老上校愛那隻雞誰都知道，為了生活，為了妻子，上校忍痛要賣這隻雞，也用定金買了食物與新皮鞋，可是過沒多久他就開始思念這隻公雞了，上校之妻也知道，已經沒有兒子了，上校不能再失去這隻雞。他們賣了掛鐘、婚戒，還了訂金，重新把公雞帶了回來。上校還是這樣每星期一次，到碼頭上去過一個失望但不失志的下午，或許只有這隻公雞知道他的心情，上校抱著牠，坐在馬桶上，訴說所有「沒人寫信給上校」的不滿與疑慮。
生命這樣的等是要爬滿蝨子的，我相信張愛玲會如是想。電影《沒人寫信給上校》的溼氣、斑駁、頹敗、陰暗，就連鬪雞也無法昂首闊步，再這樣等下去，整間屋子整個人，就要化成灰淤成泥讓蝨子爬過去。電影的最後仍然是小說的「絕筆」，當上校決定再等個四十幾天來贏得鬬雞場上最後的勝利，上校之妻背坐在床上問，這段期間我們吃什麼。老上校只用一個字就解決了這個難題。
等著吃，『屎』吧。
「公雞」自顧自的走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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