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是浙江紹興，沒在黑山白水的東北見過巨流河，但讀完了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那條載浮著中國人一甲子苦難的滾滾河流彷彿就在眼前。 這本書的封底寫著：這是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作者的一生正是整個二十世紀顛沛流離的縮影，對許多同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除了八年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帶來的離鄉背井、父母妻兒分散之外，不同的際遇讓那些在兵荒馬亂中四散奔逃的人們應有不盡相似的回憶。
齊教授於1947年從武漢大學畢業的四年前，我在四川重慶出生，隨著兵工廠入川的父母那時正負起為國軍運送彈藥的任務。家母生前曾告訴我們三兄弟，那時我們就跟著父母在那艘小火輪上到處奔波；有一次，漢奸趁夜以汽油點火漂流江面，企圖炸掉那艘滿載彈藥的小火輪，父親沉著指揮駕駛慢慢退出一片烈焰的江面，才保住了那一船用來打日本鬼子的彈藥。
正在念小學的我們當時並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中國人幫助入侵的日寇要炸掉我們的小火輪？我們也不明白同樣是中國人的八路軍後來為什麼會與國軍拚個你死我活，把我們趕到了台灣？
我們家比齊教授早來台灣，那是1946年，儘管我們到了南台灣的高雄，很快就愛上了這片土地，愛上了純樸的台灣同胞，但父親一直打算著早早把大戰後的高雄港整建好，就帶著我們回老家去，所以我們買了許多草蓆和蔗糖，準備帶回去送親友。誰知到了1949年後就回不去了，那些草蓆一直到我念初中時還在我們床上，還加了一些補丁。
剛來台灣時，我才三歲，沒有齊教授那些對台灣剛光復後的印象，但我卻深刻記得二二八事件的逃難景象，加上後來父母的述說，我才知道當事件的火焰蔓燒到高雄時，我們因與當地人相處愉悅和諧，並沒有體會到事態嚴重。父親當晚赴宴歸來，座車被一群暴徒攔下，即使台籍的駕駛哭喊：「他是好人，別打他！」父親還是被暴徒在頭上打了四個大洞，血流如注，昏死過去。暴徒散去後，父親在大雨中醒來，求生的本能支撐著他一路爬回港務局，當時因為港務局預防被攻擊，大門緊鎖，父親沿著消防梯爬到屋頂，幸虧有人看到沿著窗子流下的血水，才把他拖回來，救了他一命。
我們家也在那時遭到暴徒搶劫與縱火，一直與我們住在一起的一位「奧巴桑」帶著她的小女兒和我們兄弟，扶著正患病的母親逃到了彭孟緝的要塞避難。到了那裡，也逃到要塞的「外省人」心懷怨恨，不肯分食物給那位「奧巴桑」，母親沒有力氣跟他們爭辯，只好把自己的那份食物讓給「奧巴桑」吃。雖然家沒了，那位「奧巴桑」卻始終跟我們在一起，親如家人，直到後來父親調到台北做高雄港台北辦事處主任，她嫌北部天氣太冷，才沒有隨我們北遷。
我現在會想，1949年，我在哪裡？那一年我六歲，在新竹北門國小念一年級。在那之前沒多久，不懂作生意的父親經商失敗，我們傾家作了賠償後，於農曆除夕那天晚上，擠上了一列慢車，從高雄到新竹投奔在台灣火柴公司服務的二舅，母親帶著我們三兄弟就暫住在火柴工廠旁二舅的宿舍裡。那是在新竹的鄉下，火柴廠員工都以製造火柴的廢品木枝作煮飯燒水的燃料，每次做飯時，弄得到處都是濃煙。
我們兄弟每天早上必須沿著田間小路，步行約一小時，到市區去上學，就像當地的孩子一樣，我們也用一塊花布把書本和便當對角包起來，綁在腰上，打著赤腳走路。沿途有一條灌溉用的水渠，水不深，清澈見底，可以看到一些小魚小蝦逆流而游，水渠旁開著各種顏色的花草，夏天的時候，矮樹上有一種紅色的知了和虎斑蜻蜓，我們有時貪玩，忘了準時到校，結果到了學校被老師責罵，放學回家還會挨打，被關柴房。但是我們從來都不知什麼是憂愁，也不曉得還有那麼多人在兵荒馬亂中逃難，離鄉背井，家人分散。
有時候，有幾個放牛的孩子會趕著大水牛來衝撞我們，田間路窄，我們只好跳進水渠中，放牛的孩子看到我們的可憐樣子，不禁哈哈大笑。
父親把我們安置在二舅家後，獨自到台北找工作，後來才聽說，父親有一次經人介紹到八堵應徵工作，到那兒才知道做不了，他那時身上只剩下回台北的車資，可是肚子很餓，於是把那一點錢買了幾粒芭樂，一路啃著，沿火車軌道走回台北。我日後念板橋中學時，也曾沿火車鐵路從板橋走回台北，終於體會到父親那時頂著大太陽走火車路的辛苦。
後來父親在台灣省政府財政廳找到了工作，我們一家才又團圓，搬到了現在往永和市中正橋頭旁水源路的一幢白色小洋樓裡。那幢樓的樓上住著有兩個老婆的一位湖南籍國民大會代表，樓下住著我們和另一戶姓朱的財政廳同事。那時新店溪上的中正橋還叫作川端橋，我每天走過那座橋到螢橋國民小學上學，念三年級，放了學也不肯馬上回家，總要在新店溪畔戲水，直到天黑肚子餓了才摸回家。
那時川端橋下的新店溪水流湍急，加上民間採砂作業，溪底有許多坑，形成了暗流與漩渦，每年夏天總有一些孩子不慎溺水，那些可憐的父母撫著孩子冰冷的身體呼天搶地哀號時，竟沒有對我們產生一點嚇阻，等到溪畔出現了露天歌廳和茶座時，那兒更熱鬧，更對我們有吸引力了。
川端橋下原本是槍決「匪諜」的刑場，後來改到現在三軍總醫院後水源地竹林中。那段日子裡，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有一輛輛的軍用卡車載押「匪諜」駛過水源路堤防去刑場，五花大綁的「匪諜」有的大呼冤枉，有的狂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1963年我當憲兵時，也曾到那裡執行任務，不過只有老兵敢槍斃人，我們那些小兵只敢站在一百碼外「護法場」。
有一天深夜，一群荷槍實彈的憲兵包圍了我們住的那幢白樓，帶走了那位湖南國代，事後我們才知道，他在大陸家鄉組織過自衛隊，曾供應槍枝給共軍，那位湖南國代從此下落不明，沒有人敢追問他被處決了沒有。我有一位住在廈門街的同學，他父親貪汙被舉發後也被槍決了，我看到他們一家人哭著把老蔣總統的照片放在地上踩，撕成碎片。
那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白色恐怖時期，也是台灣風雨飄搖的時代，政府剛撤退到台灣，經濟蕭條，百廢待舉，美國還沒有與我國簽訂協防條約，中共卻揚言要「解放」台灣、「血洗」台灣，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過著清苦的生活，謹言慎行，深怕無妄之災臨身。
我們那時年紀小，並沒有感受到那種無處可逃的危機意識，但不時會看到日後東南水泥公司董事長陳江章的哥哥陳江石每次來探望父親，兩人低聲談到時局時臉上那凝重的神情。
在後來那些動盪的歲月中，父親一直做著本分的公務員，以微薄的薪俸上侍祖父下育妻兒，我們也平順地完成了學業，記憶中的生活雖然清苦，但仍相當安樂，往來的親友中有許多本省籍人士，我父母甚至能用帶著江浙口音的台語跟他們交談，漸漸覺得我們也是台灣人了。
等到我們過完了迷迷糊糊的童年，對周遭有了部分意識時，我已小學畢業了，台灣也逐漸在安定中發展，人們臉上的笑容也增多了。
許多年過去了，當蔣經國總統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開放赴大陸探親時，祖父和父親已病逝，葬在台中，母親也中風半身不遂，他們在大陸的親人早已流離失所，無處尋覓，加以兩位哥哥已娶了台籍嫂嫂，生兒育女，我們一家就把台灣當作了故鄉，這也是我後來在海外工作時，一有假期就想回台灣的原因。很多朋友對我雖有機會卻不想回祖籍紹興去看看都感到好奇，我唯一的解釋就是只想回家，家在台灣，我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