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目前學生所接觸到的所謂歷史課程，乃是一建構於「官方意識」之上的敘述，其中主觀對歷史事件的陳述方式、分析、評價都不免有避重就輕（對於知識當權者而言）的狀況發生，這是一直以來普世在「人類經驗傳承」上所面臨的共同迷思，在烏托邦小說《記憶受領員》中，暮年的受領員在傳授記憶給新科受領員的過程中，不斷地在主觀（私心）與客觀（惻隱之心）間掙扎便是非常清晰的例證。
高中校刊在歷史紀錄中的地位一直不被公開正名，其原因不外乎高中生的判斷能力與價值觀在主流知識社會中是受質疑的，而大部分的高中校刊編輯團體也沒有將精神放在處理「長期紀錄」的角色上，造成社會現象探討的篇幅數遠較流行資訊或娛樂來得少。然而，「高中校刊是一個社會縮影的具體化，『它體現了年輕人美好的質素：開放、樂觀進取、不斷發展，充滿可能。』（何福仁）當然，其中不免參雜師長，或甚至政治環境的制限。高中校刊的發展史對於連貫時代性的前因後果，有相當重要的價值。」（翁書釗＜高中校刊發展階段及意義＞）
在台灣每年如春毫般出版的高中校刊中，建國中學的校刊「建中青年」（簡稱『建青』）無疑地最容易吸引大眾的目光，這些大眾包括全台各地的高中、大學學生，教育人士，社會觀察者或任何想藉由學生刊物了解高中生的人們。「無疑地，建青在全國的高中校刊中，具有代表性的領導地位。」某位學長曾這樣表達。畢業自北一女中的名作家朱天心在其膾炙人口的長篇散文《擊壤歌》就曾提到，在她就讀高中的時期，總會和認識的建中學生相約在信義路的林蔭大道分隔島上，拿最新出刊的建中青年，回家將之如珍寶似地細細閱讀。來自台南的小說家張瀛太，以及來自高雄的詩人楊佳嫻亦曾在演講中提到，就算在南台灣，建中青年仍廣為流傳，且成為各校校刊社指導教師稱為「範本」的刊物。台北市成功高中畢業的小說家駱以軍表示，他喜歡建中青年的原因，在於這是一本處處驚奇，充滿爆發力的學生刊物。
建中青年之所以有這樣的表現，除編輯者本身的企圖心外，更得力於建國中學的開放學風。「我到今天不能明白學校怎麼能容許校刊社這樣脫軌、脫線的機構存在。在那個大家認定是教育最最僵化的時代。脫軌、脫線到這個社團簡直是獨立在學校之外，有自己的作息、有自己的領土、有自己的儀式、有自己的傳統、甚至還有自己的財務。」（楊照＜遺落月亮＞）而今天建中青年能幸運地保存得尚稱完整，則賴一屆一屆建青的社員、編輯們對於「建青傳統意識」的重視與傳承。
本篇研究即試圖透過二十二本時間自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六日（七十二期）開始，至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一一七期）止的建中青年，在類似東方主義危機的鋪蓋下，將建中青年的內容思想架構與當時台灣社會作對照，分校長言、編者言、專題、論述、特殊徵文及其他六項，以期能發掘其對應關係，在台灣民主發展最迅速的二十餘年間，針對其影響力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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