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裡，回宿舍時在刷卡進鐵門之前，不意聽到旁邊一個倚著鐵牆的女生，帶著—至少在女生聽起來—濃濃的怨意向男生說：「反正……你要追她…就去啊！」我一時訝然；看見一男一女身影在宿舍門口逗留不去早已見怪不怪，但在預計他們也只不過是另一對情侶的時候，卻聽見這麼一句話，瞬間，我不由得開始漫天猜想起他們之間的關係……
她是他的紅顏知己？他對她沒意思嗎？女生長得還不錯而且會打扮啊，聽口吻對男生必然有好感，否則才不會無聊到當他的諮詢窗口，那句反正更是將心思表露無疑—那怎麼會沒在一起？男生不動心？還是男生還在半追半混熟之際就遇到另一個另心儀的女生？那拿這來當問題也太狠了吧？抑或這只是男生拿來試探女方究竟有沒有意思的？或者還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女生已名花有主—有個正牌男友，而他只是她的「綠草」知己？但明明有越軌之嫌何必夜長夢多？他們會就此錯過嗎？還是這只是序曲的一個小波瀾？我是否恰見證了他們之間的轉捩點？……
好吧，得承認，不管寫不寫，我還是有點小說家的本質，我是一眼看穿平路的〈玉米田之死〉純粹是因為突然發現玉米田景色與甘蔗園的重疊而靈感併發寫成的；我是很懂沉從文怎麼看見個捧靈位的孤女就寫出了《邊城》的；我完全可以想像蘇偉貞一次在醫院中見到令人心疼的重症病童，因而寫就〈來不及長大〉。所以呢，看著張大春《公寓導遊》裡那篇〈旁白者〉，老是神經質地以為裡頭那個改寫生命篇章以成文稿的女作者，分明拿我當臨摹對象，因而令我感到心驚不已。沒辦法呀，靈感就是這樣的東西，借易智言的話來說—有靈感當然是好事，但痛苦的是，靈感不會每天來敲門，告訴你：「我來了。」究竟如何抓住靈感而寫出淋漓文章，是一種學問，我想這種學問做得最好的，莫過於簡媜。
自然，簡媜的定位已非小說或散文家這類簡單劃分的字詞便可盡述，但請允許我暫且給她一個最籠統卻也最貼切的頭術—寫作者，藉由書寫而與自身生命際遇、經驗做最真實對話之人。而在她被我私心歸為「類小說」的《女兒紅》中—尤其輯一〈暗紅〉與輯三〈火鶴紅〉中，較近於小說式的書寫比比皆是—便有作品可為上述小說家特質作背書。那是〈雪夜，無盡的閱讀〉。
這是篇非常耐人玩味的作品，敘述方式可說是小說與散文並行、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故事雙線並進；小說是被書寫者的故事，而散文則如書寫者的隨記，解釋小說自身的由來與對書寫者本身的啟發—原來當年簡媜是心疼一個女子的艱辛情路，於是不由自主地在一個「旅人故事」的「意識湍流中滅頂」。
在這種並置之下，作為書寫者的簡媜完全意識到了小說寫作最根本的詰問—真實與虛構、書寫與記憶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曖昧關係，於是在作品中創出一詞「記憶墳場」，質疑著我們「留下」的記憶究竟有多少經過了潤飾與竄改，以符「安全原則」；而又有多少我們不要的、不願回想的片段，被選擇性遺忘，而悄悄歸之於靜寂的大腦皮質中？
簡媜畢竟是簡媜，一語道破了這種「靈感」往往是竄改、模糊記憶的起點。
作詞者倘若是因看見一片落葉而說：「情感是偶發的事件」；那我要說因著看見一篇小說而說：「靈感是偶發的事件。」
靈感的觸動，往往來自不經意的偶發事件、生命中一時一刻所遇所見，寫作動機便此奠下，而後書寫者就此以耐心作養料，把握住幾近空白的培養皿中一顆微小的細霹，小心孕育出各式各樣的生命，否則細胞便將翩然回歸塵土，而無人曾知其存在。也恰與生物學的觀點相同，後天的成長過程與環境條件等等變因，才是生命個體之所以成為最後樣貌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即便是同一個當胞，接受不同的培養方式，也定然會長成截然不同的「個」體。
於是，小說家本身的思想經驗在他們創造的「生命個體」中借屍還魂，大部分必然是武斷地以自己的角度去書寫原本最偶發零碎的事件，包括人物、瑣事，甚至只意識中的一小塊碎屑。即使當寫作的目的不為小說成品時，書寫本身也會帶著思緒與記憶走向一條筆直的不歸路，當這條大柏油舖成，原本的小徑如何阡陌縱橫或不知所終，都已難考。只是，在小說家的創作中，這種廣義下的「靈感扭曲」手法特別明顯。
李昂的〈殺夫〉可說是少數附上了「靈感索引」的小說作品，自我剖釋著寫作的動因與心路歷程。而在比較小說成品與其錄下的「原作故事」—一則地方上的殺夫案後，不難發現「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奇特關係；「原作」只是篇過於簡略而片面的報導，於是竟讀小說後才「發現」的「真實故事」，其涵蓋的訊息內容，遠不及小說本身；於是在讀著「原作」的同時，不由得自行加上了小說內容的聯想，以使得事件立體化。換言之，就某種程度而言，「虛構」的小說最後完成的「紀實」效果，要比原本驚鴻一瞥的事件更意味深長得多—不過，我絲毫不知道這是否王安憶的某本小說要命名為《紀實與虛構》的原因，畢竟對標名再怎麼有「靈感」，也不能為一本未曾翻閱的書下眉批。
莫怪，不少小說家前仆後繼地針對自己這種「不義的正義」進行探討，乃至針貶。我想，就這點上，張大春是中文創作中最勇敢的書寫者，面對著自己的「書寫真實」背後「變因」而毫不畏懼，作出深刻、嚴厲、甚乎激情的反思與批判。他簡直太勇敢了，光是身為一篇〈旁白者〉的讀者，我就已經不斷感到膽戰心驚，遑論身為作者的貨真價實小說家、張大春自己？然則也正因為了這分勇氣與堅持，努力的成果可說全付在了《公寓導遊》和《四喜憂國》兩本「書寫厚黑學」中，儼然張大春繳出了一連自己都滿意的成績單。—惟其工具，卻仍是書寫這把雙面刃。
所以，我既不想當小說家，卻又非當小說家不可—要我還在使用文字這種工具。雖然，為家中多年前早夭小狗寫的記述文，寫著寫著愈來愈心虛，愈來愈不能肯定自己所書寫的記憶究竟是不是「真實」，或者經過歲月的磨損，早已摻雜進各式各樣的故事片段，尤其是家後後來不同狗事的面孔。寫到後來，我連作品中的「主角」究竟是不是我原本要寫的，那條為應「死狗放水流」俗諺，而令我不得不遠赴大海送行的小土狗都無法確知。只是文章寫完，卻驚詫地發現，我竟已無法找出關於牠的其他記憶，而書寫出來的都如真有其事了。方知，為何當小說家被問及寫的究竟是不是「真實故事」時，得到的答案，往往比原本的問題更令人困惑。
如果說人的意識深處，有一個「記憶墳場」，那麼書寫對於書寫者而言，猶如人世與冥界之間，轟轟輾過的那道時間巨輪。進入輪跡界線內者得永生，自外於跡的則從此囚於不存之存，不得超脫。若要說朱天文已原原本本還了胡蘭成的願，那肯定不是因了〈世紀末的華麗〉或《荒人手記》的寫成，而是在〈憶胡蘭成八書〉付稿的同時蓋棺論定。
更有甚者，經過書寫處理的「文字記憶」，常常不止成為原作者單一的記憶圖象，更成為作者與者所共有的「真實」。於是屈打成招，「虛構」搖身一變，擠進了「真實」之林—誰能說小說滿篇虛構就不是真實？多少人「真實」地閱讀、「真實」的感動、「真實」的探問？更有趣的便是，這個層面上的「真實」，卻也正是這些「虛構」所追求的結果。
文學的本質，就是這個追求與意圖形成的世界，即使「讀者」只存在於書寫者的想像中，書寫者亦是為了「被閱讀」而鞭策成就的。於是，就廣義言之，書寫者在書寫之際，譽找的是知音，就算知音只剩下了自己，也要好好舉杯對月、與影共醉一場。
一直對某位女歌有分特殊感情，其實說到底，只不過緣了一場音樂性的訪談節目。那是某綜藝節目安置在極深夜裡的單元，我大概就只真正完整地看過那一千零一次，便遇上她。那時她剛新發一張英文專輯，節目請了兩位知名樂評給予意見，在錄影現場將事前訪問而錄製的影片播放給女歌手與觀眾欣賞。第一位樂評直指，第十一首的額外附加曲(bonus)在製作水平與風格上明顯與其他十首有距，放進去反而使整張專輯顯得不協調云云。只見子畫面中的女歌手頻頻點頭，還帶著耐人尋味的笑，一等畫面切回女歌手和主持人的節目現場，她立刻拿起麥克風說，第一個啊，那個，真的是聽到了，真的聽到了，雖然為了某些因素還是拿那首曲子當作第十一首附送……不過啊，他真的是聽到了，真的是聽到了。
當時或許只是因為她反覆吟誦著這樣一個句子，而令我印象深刻吧，而當自己不由連聲驚呼：啊，真是聽到了，真是聽到了時，才對女歌手當時的反應有了些許的了解—笑，而且重複這句話，是因為，那是知音。知音難尋的老調我不想重彈，我要說，被看穿其實不可怖，反而可親；尤其是對於一個具有「寫作本質」之人—或者可說成創作者—而言。
某門課上以口頭報告為課程進行方式，應老師要求，課上同學聽完必須繳交心得回饋，經老經參閱後，亦會給予原報告者過田。而當我有一搭沒一搭翻著我自己得到的意見時，赫然發現了這樣的句子：「建議報告者不要假定聽者應該懂這個懂那個，這可能會使某些人不斷地感到自己有知識不足之虞。」
哈，哈，我直呼，真是聽到了，真是聽到了！對，我開心地承認，我實在不無那個狠辣的意思，當一個大學生未曾具有我認為應有的知識，那至少應該為此偶爾感到一絲心虛和不安。這種有意無意的嘲諷，或許怎麼說都是不太好的習慣，卻也是我想法最強硬而真實的反映。被人一語戳破我惡毒的用意，只是沒想到，我不但沒有心虛而見怪，反而歡迎至極。這似乎讓我重新學一次那個古老的教訓：夜路走多了，總會遇到鬼—總是遇到了，然而這鬼我不但不避，反而樂見，只怕沒鬼讓我遇，準備的冥紙不知給誰呢！
我自己當然更樂於當鬼，不同的是，我這隻鬼的野心太大。我希望簡媜啊、朱天文啊、張大春啊……得見我的「心得」者，都能會心一笑地點說句：啊，真是聽到了。甚至，我希望所有小說家、寫作者，乃至創作者、所有具創作本質的人，看見我對於寫作、記憶、真實與虛構的敘述，也有同樣的聲音在心頭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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