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達爾文誕生兩百年的日子，而今年也是他發表「物種原始」一書的第一百五十年，世界各地都將看到大量紀念達爾文的活動。在台灣，有關達爾文的展覽也將史無前例的陸續從高雄、台中、屏東、台北、台東等五大博物館巡迴展出。
現代人對自然的認知，已經和兩百年前大不相同；達爾文誕生的時代沒有原子理論，也沒有相對論，地球的年紀是根據聖經推論的六千年。當時，人們對於宇宙的大小沒有概念，對於地球所屬的銀河系有數十億的星體也渾然不曉。現在，即使是外行人也能藉由哈伯望遠鏡傳回的煙火似照片而對時間、空間有所體會。
但是所有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初的科學發現，無論是原子、放射線、相對論以及量子力學等等，就只差達爾文的演化論一直不能被大眾所廣泛接受。沒有幾個人懂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但是很少人會宣稱他們不相信愛因斯坦的理論。但是許多人，尤其是一神論的信仰者會興奮而驕傲地宣稱他們不相信達爾文的演化論，而懷疑演化論的人也可能是嫌惡科學以及其所帶來的弊病的一群。
演化理論並不難懂，自然選擇的主旨即是生物體各有不同，即使同種也有變異，因而在生存競爭的考驗下，最弱的將被淘汰，可以適應的就會存在，並將此種變異傳給下一代，而當時間夠久，新的物種於焉產生。現代科學如果沒有接受演化論根本不可能運作，演化處處存在於生物學與醫學，其正確性與真實也存在地球的不同角落，例如非洲大裂谷所形成的維多利亞湖中的兩百多種慈鯛魚就是著名的例子，著名的生物學家杜布贊斯基說：「如果沒有演化的照明，生物學就沒有道理。」
但是對演化論不信任的歷史既深既廣又久，社會學家、政治學者以及宗教信徒對演化的嫌惡膝跳反射是一個有趣又值得探討的原因。從中國翻譯先驅嚴復將演化鑄成「天」演論起，再加上外強壓迫之下難免產生的中國民族主義色彩，便注定了剛生根的科學理論蒙上更高冥界以及政治影響的陰影。嚴復跳過了達爾文原著，採用了當時英國哲學家史賓塞所說的「適者生存」一詞，雖使「天演論」蔚為風潮，連本名「胡洪」的也因此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胡適」。在西方，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在英國及歐陸提倡的優生學也獲得可觀的影響，但優生觀念在納粹德國卻鑄成偏差及殘酷的屠殺，導致二戰以後，無論在醫界或學界，優生及社會達爾文主義都成了骯髒的字眼，並使演化這項美妙簡潔的科學真實從此不幸玷污，至今依然魅影幢幢。
演化學說的運用目前已經超出生物與醫學的範疇，廣泛運用在藝術、政治、藥物開發、軟體設計及經濟學上，連多疑的社會學家也改善了和達爾文的關係，開始運用演化觀點來研究基因與社會的互動。瞭解演化是現代人的必要修養，但又不足，人們惟有藉由達爾文一生的旅程來體會那個時代的世界人文，他的獨立研究精神，隱士性格；他在加拉巴哥群島的雀鳥、陸龜、鬣蜥、智利的地震以及隆起的珊瑚礁；他的甲蟲、藤壺、蚯蚓、鴿子、蘭花及捕蠅草研究；他的婚姻，宗教觀；他的疾病、妻子以及喪女的人生歷史，才能瞭解演化及其人文真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