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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奇蹟之外，台灣需要跨越「心」的柏林圍牆

從1989年11月東德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與第三波民主化曾帶給人們短暫的「終結」式樂觀，但隨後在全球範圍就先後發生了布里辛斯基擔憂的「失控」、杭廷頓預言的「文明衝突」現象。所幸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的內部分裂、族群與宗教衝突，和多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都能在各種跨區域多變機制與國際合作運作下冷卻下來；而主要國家中間歇出現的新右翼、冷戰、孤立、排外與「說不」思想都大致能獲得各國國內乃至新興跨國思潮與運動的牽制，阻止了新鐵幕、新柏林圍牆與新冷戰的形成。

對台灣來說，這也是幸運的十年。雖然其中有兩次瀕臨軍事危機的邊緣，但政治家(借用日本媒體用語)們多次藝術地掌握了強權矛盾的奧祕，使得運用本土化與民主化交相強化的大方向順利推展，在元首直選後可說已使形式民主—多數統治的部份水到渠成，並為國家外在形象增添了民主光彩。這十年，台灣避開了後冷戰時期某些發展中國家遭遇的分裂與衰敗危機，也避開了亞洲可能出現的強權正面衝突。凡此種種，除了國際間始終存在的和平氛圍與合作趨勢外，共同掌舵的台灣政治家們以及全體民眾的智慧也居功不小。

不過，杭廷頓等名家的憂慮絕非徒然而發。包括研究東歐後社會主義發展的學者們都注意到，「認同政治」是後冷戰時期相對於全球化的另一股潮流，表現在兩極政經體系瓦解後的，則是大小國家內部的不斷撕裂分化，即美歐發達國家也不能免。民主化後以此種背景為主的社會切割，對民主本身的傷害遠比西方古典民主以階級為界限的模式要強大太多，若不能發展出健康有序的「協商民主」機制，輕則導致政府不穩，重則引起強權介入，社會與國家分裂。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惡性現象已經在完成形式民主的台灣出現。它的根本現象是，爭奪文化霸權的「論述」充斥但沒有「溝通」；潛伏的懷疑心理蔓延而沒有「信任」。表現在決策過程中，「正確」的論述壓倒理性甚至是技術性的討論；表現在多元社會的不同黨派團體間，則是懷疑而寧願玉石俱焚的破局，也不願冒任何合作可能一起承擔的風險，因為怕被人騙，被「整碗捧去」。由於問題被建構成(constructed)「認同」，最終只能依賴形式民主—多數決解決問題。但是「認同」原本是有多種可以重疊的面向，是「想像」而來的，也就是建構出來，而不是「原生」性的，理應在啟蒙的理性與人的創造性保證下，朝共同進步的方向發展。

然而，我國的民主奇蹟完成於本土化與民主化的交相作用之上，也就是始終帶有建構—剷除有形與無形的「他者」(the other)這樣的策略性色彩。這種策略階段性地為民主奇蹟作出了貢獻，但隱含的路徑依循也有強化原本潛藏的認同分裂的惡性作用。由於「他者」被建構成難以溝通、以致無須溝通的異己，也就是不屬於協商民主可運作的範圍，甚至與可能的「外敵」有同質性，則一旦政策發生爭議，沒有「多數」(選票、席次)的「力」的情況下，就只能傾全力建構「他者」(the other)的異質與危險本質，強化下一次「權力分佈」(distribution of power)競賽有利自己。

在全球思潮以防範新冷戰發生、鼓勵對話合作為主的大趨勢下，即便是昔日仇敵與今日「競爭者」的美俄、美中關係，也總是鼓勵共享「和平紅利」，進一步透過觀點交換與學習，防止「雙輸」困境的爆發。然而，作為「和平紅利」股東之一的台灣，卻逐漸在自己內部建構無法溝通的異質「他者」，以往充滿智慧的政治家們也只關注人心中的柏林圍牆該向「某些同胞」推前多遠；這些都只是考慮法定某個任期中的一局輸贏而已。但卻沒有想到「柏林圍牆」一旦建成，要拆掉要花半個世紀，還要借助強大外國力量的「幫忙」。

古人說，「禍常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我們面臨的民主症狀，則已經不是「不足疑」。當前的經濟衰退、民眾所得減少等「相對剝奪」氣氛，在建構「他者」論述扭曲下，還可能朝向更不溝通、更不合作與更不負責的道路發展，動員不滿以資己；也就是完全有可能不會迫使政治家們計之長慮，忠誠反對。「和平不能分割」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台灣的民主不能被「心」的柏林圍牆所分割。連集權的北京執政者都了解，過度操作「他者」建構，打翻「和平與發展」，「說不」的野火有反噬之危。我們創造奇蹟的政治家們，又怎能不敞開胸懷，跨越舊歷史殘存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