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都伯君
這是趙剛刊在《文化研究月報》第十期（2001年12月15日）上的文章：
〈反全球化該召喚出什麼樣的知識與政治──「慢社會學」的一個初步勾勒〉
以下只摘錄文章的起首幾段
全文見於：
http://140.112.191.178/csa/journal/10/journal_park65.htm
另外也可參閱趙剛此文的超級賽亞人版：
〈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
收錄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4期（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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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該召喚出什麼樣的知識與政治──「慢社會學」的一個初步勾勒〉
趙剛
一種沒格調的匆忙如今籠罩八方... ──尼采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市場與消費成為了日常生活世界中不自省的最高價值，
從而公共、民主與平等這些價值，以及進行探索求知、獨立進行審美與道德判斷、在
公共領域溝通辯論的這些能力，都被嚴重威脅。立基於反思與溝通前提的傳統公民身
份在求快求新的市場邏輯霸權中面臨被掏空的命運。在這個情境下，公民的真實意涵
只剝落到自由市場的消費者這一層。這個後現代經濟用影像、奇觀(spectacle)、設計
、「風格」與「實存時間」1摧毀「字的文化」（culture of the word），2使明辨
反思溝通越來越困難，使人們在視覺與其他感官的暈眩中，鈍化了批判意願與能力，
樂於停留在世界的表皮層，享受失去否定的能力。這個庸俗化（亦即，以市場選擇定
義民主）的後現代「主體」是查拉圖司特拉的拙劣模仿秀。如果尼采訕笑那些不得不
否定現狀的辯證客是活在理性主義的虛無中，那麼他也一樣會訕笑這些不得不肯定現
狀的後現代民眾是活在感官主義的放縱中。當今縱橫於市場與與傳媒的新自由主義者
與「新經濟」大亨們將「自由」定義為市場機制所提供的選擇，但對尼采而言，這個
「自由」其實是真正個體的消解：「你為今天而活，你活的非常快──你活的毫無責
任可言...」。3這樣的一種「主體」已經失去了精氣神靈，因為他「無法不對刺激做
出立即反應」，因為他無法「學習延遲判斷，對個案的各個方面進行調查與理解」。
4同樣的，激進實用主義傳統的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也提出延遲反應
(delayed reaction)作為現代人的激進自我教育的不二法門。米德和尼采雖然對現代
性有不同的評估立場，但都是在一個大問題意識下思考：如何挽救批判性的智能，使
人們避免立即的、爽就好的歸因與報復。
其實當代的布迪厄與巴柏也都是在這個廣義的問題意識下操作。在面對這個全球
化情境時，他們其實都在提出一種我所謂的「慢社會學」(sociology of slowing down)
──例如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或巴柏的「深思熟辯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意在用民主的延遲反應抵抗貫穿市場與網絡的「實存時間」、讓公
共討論指導效率機器、以慢打拆解快攻。如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倡議的核心轉變之
一在於，如哈維所言的，「以時間[速度]殲滅空間」，5那麼反抗全球化，促使我們
思考另類的時空策略。
跟著感覺走、立即要找出代罪羔羊的情緒性立即反射，是一種妒恨的認同政治（
以善的我們與惡的他們的道德主義二分架構為底）的展現。妒恨的群體心理機制是能帶
來速食性的炙熱情感與冒進行動，不可不說是政治冷感年代中的一股行動力泉源。但這
種「民氣」有它的局限，經常不是氣短，就是為人所用，幾乎歷史上所有的民粹式抗
爭都有這樣的問題。歸根究底，這是因為所有的民粹主義都缺少(因為它反對)智能
（intellect）的介入，拒絕對苦難或不合理現狀作結構性與歷史性的根源分析，否定
理論與概念活動的價值，甚至拒絕將它的信念或是感覺和「逆耳的事實」(inconvenient
facts)對詰。因此，很難想像以這樣的民粹主義的政治觀及知識觀作為基礎的運動，
如何能抵抗全球化的市場暴政。市場機制的暴力和國家政策的暴力往往不是直接的、
具象的、或經由具體社會群體執行的，因此這些暴力，作為反對的對象，並不經常具有
直觀的自明性格，往往必須先做到研究與反思的功課才有可能成為社會行動的標的。
因此，反全球化需要超越善惡二元對立的心理結構，要培養一種不以反全球化為善
，全球化為惡的末世論心態。如果說，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並非立基於一種末世
論，而是要從內在於資本主義的歷史潛力找出超越它自身的可能，那麼討論討論以作為
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被理解的全球化，也必須持此辯證態度。如果全球資本主義是魔鬼
，反全球化則還必須要向魔鬼學習，才能聰明過它。哈維以「造反的建築師」為意象，
企圖打造出抵抗全球化的主體，而這個主體卻又必須弔詭地以資本家為師，因為如果說
作為隱喻的建築師，一方面不免得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下行事，另一方面卻又必須讓想
像力與創造力自由發揮，且創造的果實也不是他或她預先所能完全控制的，那麼資本家
就是時時刻刻在進行建築師的工作──這中間不可能沒有冒險和投機的成分。資本家在
全球的行動本來就是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中冒險游移，開創新的空間尺度，創造新的地理
差異，而這些從來都沒有終極保證。6同樣的，哈維認為反全球化的實踐也應該是造反的
建築師在行動，在既存的現實中尋找矛盾的縫隙，培養在多種空間尺度上游走的能力。
追求正義、公道與解放的希望空間在資本主義之中，而非之外。7
因為缺乏智能的介入，以及根本上否定了一種素樸的人本主義，民粹式的反抗經常
在「浪漫地」指出代罪羔羊時，犯了「歸罪於受害者」這種受害者常犯的錯誤。這種將
自身的困頓情緒性地歸罪於他者的作法在民粹主義以及各式極右傾向的團體中是很明顯
的，但在「勝者通吃」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中還有一種較不明顯但更普遍的「歸
罪於受害者」的作法，即是歸罪於自己──社會的弱勢者把困頓的來源指向自身。人們
對於他或她的社會存在的「解釋」經常是一個歷史的與社會的建構；在一個社會權利傳
統強韌的社會中，「集體」是要負一定責任的，但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社會，負全責的
是個人，而非社會或是國家。如果社會不復存在，一切事物的原因與結果都在個人，那
麼這種個人主義事實上是在打擊所有的社會性，從福利國家、集體責任的理念，到社會
思想傳統。8社會思想的傳統不就是一直在提供一種思想武器，幫助人們思考個人困擾的
結構性和歷史性的原因嗎？9任何宣稱社會終結、社會思想終結的花俏宣說必須仔細反
思一個問題，那就是社會思想或理論被顛覆之後，我們如何解釋貧窮、不平等的現象，
除了說這是個人努力或是遺傳問題，或是（貧窮）文化的問題？我們又如何能要求和平
、健康、就業安全、環保...這些攸關所有人的價值，有一種合理的集體解決方式？
但這不是一個保衛社會思想，更不是保衛社會學的問題，而是一個有關知識份子是
否對現今的新自由主義霸權能夠有所反應(responsible)（或曰「責任」）的問題。為了
要抗衡那些宣揚粗糙個人主義及其各種配套術語（例如「自助」、「企業家創發力」的
「新知識份子」，與微調民意、製造問卷，目的卻是為了歌頌現狀的「意見智者」
(doxasophers)，10布迪厄呼籲批判知識份子的出場。如果說「意見智者」是把現狀藉流
行口號（例如，「全球化」、「數位時代」、「知識經濟」、「後工業社會」、「第三
波」、「網絡社會」、「麥當勞化的社會」）加以簡化與扭曲，那麼批判知識份子的反
應（或責任）則不是提出另一套迷思或口號來對抗，而恰恰是「回到事實」、「回到證
據」。11像什麼樣的事實呢？當然是那些能夠幫助我們瞭解新自由主義下社會實存情境
的事實。事實的選取與強調當然和我們的價值立場有關，例如，如果我們相信社會國體
制的重要，如果我們相信阻止世界各國競相拋棄文明與社會遺產的重要，那麼，好比對
布迪厄而言，一樁事實就很重要：歐洲國家的對外貿易中有超過百分之七十是與其他歐
洲國家進行的。以這個現實條件作基礎，社會歐洲的保護運動與論述，就不像新自由主
義者所宣傳的那麼的不可能與不合理了。又、在新自由主義宣傳中產階級為自由市場的
最大受益者的時候，事實就更重要了，布迪厄指出法國今天存在著巨大的不安全感，中
產階級並沒有免疫權，對於新自由主義宣稱的工作機會的增加，必須要掌握住一個事實
，那就是新增加的工作中有四分之三是屬於暫時性的。12資本主義中，作為最重要的生
產力量的勞動力，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彈性化」、「零庫存」、「實時管理」之下
，當然也只有落得「彈性」買賣（沒有正式勞動契約，工時零碎）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