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係南北朝時北朝非漢族的無名氏之作考辨
一、前言
三百五十三句的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一向在中國文學史著作，多年來常排在漢代的民歌項下。而其最初的出現，是收在六朝陳朝的徐陵的《玉臺新詠》此一詩集內。徐陵在卷一的最末列入此詩，題名為〈古詩無名人為焦仲卿妻作〉，並於詩之前，有小序：『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於是像是游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根據此一小序，竟說：『故事發生的時代、地點、男女主角的姓名，以及詩的作者和時代。這說明徐陵必有所據，才能這樣言之鑿鑿。』當然此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此一長詩不是漢代古詩，而是後人寫的，也可以自已塗鴨寫上這段文字，如此一來，如用此種邏輯，任何偽書都可以辨成是真的，故游國恩此言，非學者之論。不過，其後文再提出：『只以太守求婚劉家一端而論，這在門弟高下區分禁嚴的六朝就是不能想像的事情。』於是其結論是『盡管由長期流傳到最後寫定，難免經過文人們的修飾，但從作品總的語言風格及其所反映的社會風尚看來，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建安時期的民間創作。』這段結言，問題多多。如果故事本身是漢末的，而且是口頭在流傳此一故事，但寫成者不在漢末，甚至到了六朝徐陵的時代，那麼，要說因為故事是漢末的，因此說成是漢末的詩，就是天下的笑話了。例如湯顯祖的《牡丹亭》講述南北宋之間的愛情故事，因為故事是南北宋時，若是流傳於民間，而寫定的是後世文人明朝的湯顯祖以戲曲型式，於是就把《牡丹亭》當成南北宋之間的戲曲作品，可乎。故知游國恩此種論學邏輯，是無法講得通的了。故游國恩及其後一大堆跟班者抄其說來寫中國文學史或論〈孔雀東南飛〉的，汗牛充棟，都不值一哂了。而且，就因為這種來自民間的說法，於是就列入到『漢代樂府民歌』的項下，也是不當的。
最足以一言否決此種說法的，就是徐陵的《玉臺新詠》了，徐陵編此書，『樂府』及『古詩』分別的一清二楚，〈孔雀東南飛〉是明白的編類於『古詩』，像書中如係『樂府』都明白標清楚，如〈卷一〉在〈古詩八首〉後，繼編採〈古樂府詩六首〉之類，不一而足，而且列目時，也提為〈古詩無名人為焦仲卿妻作〉，講明了此詩為『古詩』，而非屬於樂府詩了。而且徐陵還把作者明白寫出來，是『無名人』該一固定存在的創作者（即詩前小序所寫『時人』），雖不知其名。故可以曉得，並非是什麼民歌，而是一位固定的詩人所寫。而且徐陵在詩前小序也明白寫出，此詩是根據一則實際發生的故事，『時人傷之，為詩云爾』，是漢末故事流傳，而創寫的詩人是後代人。並不是游國恩所說，『盡管由長期流傳到最後寫定，難免經過文人們的修飾』，因為此說法完全是違反史料所載，而是有意把〈孔雀東南飛〉歸類，以主張民歌說為依歸了，於是列入漢末，連時代都提前了。而其所謂『六朝門第說』也不成立，雖六朝是門第是從，但六朝的文人，仍可以根據漢未不是門第的社會故事，用寫實的筆調去描繪那則故事，所以也一點都沒有文學上的困難，難道現代人寫小說就一定寫不出封建時代的當日悲慘生活的情景了嗎。而且一如後文所述，是一位北朝的非漢族民族的詩人所寫，講述北朝非如朝中重視門第，而還留有胡俗的婚俗。
反倒是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上卷(1930自序)的論點可以拿到擡面上來一談。他指出：『由這些短篇的敍事詩的演進，到了建安末年，長篇的敘事詩出現了。蔡琰的悲憤詩，與無名氏的孔雀東南飛，可稱為長篇敍事詩的雙璧。』接着，他就舉出了近代以來對此詩考辨的各學者之論，像是梁啓超、陸侃如、胡適。其中，實以如陸侃如之論，如舉『青廬』為北朝結婚風尚、『龍子幡』為南朝風尚，作為此詩出自六朝的依據，乃最有史學根據（按，非亦有所不足，如後述）。而劉大杰舉胡適舉《世說新語》來主張『青廬』是漢末已有為証，而成為肆後學者論證此詩出於漢末建安時期的護身符，故不能不先辨此一誤認小說為真實史料的未符學術考實之論學根本之要了。
二、《世說新語》是小說家言，所提的『青廬』一段與史實不合。
被胡適及劉大杰及之後，無數把〈孔雀東南飛〉裡有『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論成是漢末建安時期之作的此一所謂的漢末已有『青廬』的說法是來自南朝劉宋的皇室的臨川王劉義慶及其門客所撰的《世說新語》此一小說家之言的臆造野談小說集。
《世說新語》在文學上雖然是重鎮，但在信史的角度上來看，乃小說家的臆說野談集，此於史學界已有定論。如唐代大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裡就批評唐初著《晉書》竟然亂抄如《世說新語》內容當作歷史人物的史實：
《史通‧采撰篇》指出：『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采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秕，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而《舊唐書•房玄齡傳》亦指出，唐初所修的《晉書》，『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
就很明白表示了，《世說新語》的內容，很多都是『不求篤實』之論，就以世之論〈孔雀東南飛〉者，竟從胡適起，舉此小說家偽史料為說，幾遍今之學界了，今予以摧破及揭發之：
《世說新語‧假谲》內有此一段完全假造的故事：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複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六朝梁的劉孝標的注：『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從劉孝標的注裡，所引故書裡，完全沒有曹操與袁紹二人，於少年時有任何過從的史料。只列出《曹瞞傳》的指曹操少時『遊放無度』，所引孫盛《雜語》，也只記錄曹操私入張讓家，所注完全沒有曹操和袁紹幼時結伙，及或出入新人的青廬事件。而如果做學問用心一點，再查二十五史裡的西晉陳壽《三國志》的〈袁紹傳〉及〈曹操傳〉，也找不到任何兩人會有少時結識的記載。而且在《三國志》的〈袁紹傳〉，六朝劉宋的裴松之的注裡引用了引《英雄記》：『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於是《世說世語》此段胡說八道的偽史料就完全穿幫了。
原來《世說新語》裡說袁紹與曹操少時為友，完全是胡說，袁紹好游俠，做些行俠仗義之事，而其所結交的朋友，《英雄記》裡就講的很清楚了，是『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連人名都列了出來，獨沒有曹操在內。而寫作《世說新語》的劉義慶及其門客們，假造此故事的來源，一看即知是把《英雄記》裡的『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改換成曹操，而且把孫盛雜語的記載：『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的張讓宅改成故事裡的青廬，在故事裡又揶揄袁紹一番。只要一查來歷，一清二楚，於是可以知，論〈孔雀東南飛〉，舉此例以說明曹操幼時的漢末就有『青廬』完全不成立。故舉此條以證〈孔雀東南飛〉是出於漢末作者之手，完全不能成立就在於此。而後世文學界諸公因為不重視考偽，拿古書一字一句當成史料真貨，由此一例，即知豈學術求真之道，而使〈孔雀東南飛〉真正創作時代的千百年都不得真實求得，歷經胡適、劉大杰到今日無數學界人士都被偽史所耍弄於股掌之上，亦學界諸公學術之只知抄古書，不去好好查遍古籍去求真而只是不求甚解之過了。
而且，於《世說新語》談及曹操與袁紹的還有一條，因為太胡謅了，注此書的劉孝標就持否定態度了，此條如此說：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床上，劍至果高。』
劉孝標的注：『按袁、曹後由鼎跱，跡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讎隙，有何意故而剚之以劍也？』因為劉義慶及其門客偽造此故事太離譜了，六朝人的劉孝標就否定掉了。多此一證，亦知《世說新語》是個什麼貨色的著作了。
所以，從以上的揭發，可以知道學界引用用來證明『青廬』一辭出於漢末完全非事實，事實上，此段文字是劉宋時劉義慶及其門客偽造的小說家之言。因為，即使到梁代劉孝標作注時遍查史料，也查不到出處，而劉宋時裴松之作注《三國志》時一如上述，只有史料述及袁紹的任俠之友，而無曹操，而且《三國志》也並無記載袁紹及曹操少時為友之鬼話。故可以明確判定，此段內容是出現在六朝的南朝劉宋時劉義慶之偽造。而可以證明『青廬』一詞就是南北朝的時代的用語，而非漢末的用語，所以，反而，陸侃如之論才是真正史家之論。但看看劉大杰評陸說之口脗，即知劉大杰的學問斤兩，仍不及陸侃如，劉大杰指出，有《世說新語》此段文字為證，於是『這種有力的證據，是無法推翻的』。以古書胡說八道的言辭就拿來當成真貨的評據，還謂之是『有力的證據』，豈不令人捧腹不置了。而『無法推翻』一語，更是可以列入艾子雜說、艾子後語之類的古今笑話集的一則去了。
此則『青廬』一辭，於此即可以看出，是南北朝時期出現的，先是出現在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裡其自造的偽故事，而後又出現在南北朝時期出現的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裡，最後，此一當日的北朝的胡人習俗被唐代人記載下來。
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卷一．禮異》：『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
所以陸侃如舉唐代段成式此語論證〈孔雀東南飛〉是六朝之詩，證據十分真確。胡適、劉大杰及後世迄今文學界諸公之文抄《世說新語》而不察其實者亦可以免勞尊筆為無益之抄了。
由於今人跟着劉大杰之論者，排山倒海，於是對於〈孔雀東南飛〉裡『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裡的前一句，就很難解了，有人說，牛馬實指馬而已。因為古籍上對於胡人的生活記載實在不多，故很難找到古書依據。但如果察今日一些邊疆民族的習俗，倒也有新婚時和牛馬有關的習俗，如蒙古有一部族，其新婚時男方送給女方的聘禮就是包括了『牛馬』。如果以此一習俗，來解〈孔雀東南飛〉裡『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豈不完全一清二楚。所謂的『其日牛馬嘶』指新婚之日，在青廬周圍的都滿滿的是男方送來的聘禮牛馬，新人在此一盛大情景下入洞房（青廬）了。如此一看，即知〈孔雀東南飛〉裡『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是在描述北朝的一場婚禮。故事發生在南北朝的胡人所據的地界。即使故事裡的焦氏夫婦是漢人，但習俗從胡俗。所以他兩人所葬地點在『華山』，即黃河邊上，靠近潼關的華山，屬黃河南岸，時為北朝的地界。
而所謂的〈孔雀東南飛〉裡『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又透露了此詩的發生地點，是在湖北漢水一帶到陝西潼關華山一帶。按，所謂『龍子幡』，其出處是南朝的《宋書•臧質傳》：臧質『之鎮，舫千餘乘，部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并施龍子幡。』而《樂府詩集》卷四十八〈清商曲辭‧西曲歌中‧襄陽樂〉裡有《襄陽樂》：『上水即擔篙，下水搖雙櫓；四角龍子幡，環環江當柱。』並舉《古今樂錄》曰：『《襄陽樂》者，宋隨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為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449年）仍為為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陸侃如據以論定此為南朝的習俗，不完全正確，且導致真正作者的身份無法判明。按，『四角龍子幡』先出現在西曲裡，又被〈孔雀東南飛〉一字不異的抄了進去。其寫作年代亦呼之欲出了。
先談龍子幡首見文獻的所在地的襄陽可不是一直都是南朝的領土。襄陽於承聖三年（554年）落入西魏手中。自此以後，龍子幡也成了北朝的習俗，而且連同華山及襄陽所在的雍州（含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隋郡）都成了〈孔雀東南飛〉詩文的引用的對象了。吾人此釋只是單獨指出陸侃如認為龍子幡是南朝習俗，非完全正確。至於龍子幡此證於證明〈孔雀東南飛〉並非重要證據。因為即便國二分，一為北朝，一為南朝，但習俗未必北朝不用到南朝之習俗。像是龍子幡，於詩文裡是描繪水區域之習。但此區域實為南、北朝皆時來時往之地，故而習俗未必不會同，即使沒有文獻可徵。故吾人於論〈孔雀東南飛〉的作者及其作品年代時，並不視為有用的史料。
三、由徐陵抄入此詩於《玉臺新詠》來破解此詩成立年代
唐人劉肅在《大唐新語》卷三《公直第五》中稱：『先是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體。』此段小說家言常會誤導學者的判定《玉臺新詠》的寫作日期。只要拿〈孔雀東南飛〉此一描繪北朝之詩被徐陵收入，只有他一人知此詩，而南齊的劉勰《文心雕龍》及梁昭明太子的蕭統的《昭明文選》都未收入。如果吾人舉此為證，來說〈孔雀東南飛〉不被六朝南朝的齊人談入《文心雕龍》及梁《昭明文選》，則〈孔雀東南飛〉作於梁初到陳之間，未為正確。因為，我們看此二書的性質，都是只收漢地的文人之作，於敵國的北朝分毫未收，連徐陵的《玉臺新詠》也收漢地文人之作，不收敵國的北朝。故不可據該兩書論〈孔雀東南飛〉。反而可以知道，該兩書不收，而被徐陵所收，而且裡面還有北朝的非漢族婚禮場景描述的〈孔雀東南飛〉是被徐陵首度挾帶進到南朝的一篇出自北朝非漢族，當日稱為胡人的文人的詩作。
徐陵怎知北方的北朝有此作品，而還可以取得。那就與其經歷有關了。他在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出使東魏。但還未歸國，梁朝的侯景之亂，使他無法回國，而留在東魏七年，到了梁元帝承聖三年（555年），才回到梁朝。他於回國時，就帶回了他收集自北朝詩人的此一首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挾帶在他所編的《玉臺新詠》裡，他一如《文心雕龍》及梁《昭明文選》作者的態度，知北朝為敵國，《文心雕龍》及《昭明文選》完全不談北朝的文學，而徐陵則是想把此詩供世人欣賞，故擺入其《玉臺新詠》內，題為〈古詩無名人為焦仲卿妻作〉，並於詩之前，加了一篇小序：『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小序內容，是否真是講漢末建安年間的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及其妻劉氏的故事，沒有任何其他當日史料可以佐證。而且內容又是北朝非漢族婚俗的『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及雍州一帶的『華山』，以及南朝北朝於雍州一帶都有的『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再加上〈孔雀東南飛〉的『四角龍子幡』又和當日的西曲《襄陽樂》歌辭有相同，即雍州一帶的西曲傳入於北朝，而被〈孔雀東南飛〉作者於詩作中吸收了。由於徐陵是於公元555年從北朝返梁，帶回此一他獨門收集的北朝詩人的巨著，故可以斷定此詩必定作於公元555年之前的北朝，或即北魏或北齊（東魏）的非漢族的詩人所作。
而胡適為了證明〈孔雀東南飛〉是出自於漢末的民歌，於是連詩內的『華山』，也比附到廬江府附近的某山，認為此即當日的華山。而無任何史料佐證，亦空口白話，不成其證據之胡謅了。
四、長篇敍事詩始於北朝非漢族的民族詩人，對中國文學有大貢獻
長篇敍事詩始於北朝非漢族的民族詩人，有此一〈孔雀東南飛〉及另一首〈木蘭詩〉及所謂蔡琰的五言〈悲憤詩〉對中國文學有大貢獻。一如西域的民族帶入了燕樂二十八調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歷年來的漢人文人寫文學史，除少數能考〈木蘭詩〉出於北朝，對於〈孔雀東南飛〉及蔡琰的五言〈悲憤詩〉，一律當成漢人之作，而且冠錯年代，搞到漢末去了。因此，當漢末建安年代像是漢人詩作只有古詩十九首或建安詩人那些短小之詩作時，把此二長篇敘事詩擺放了進去，還自我解釋成必然可以發展到那個程度。但為何就算過了漢末或魏朝的正始年間，或到了晉及南朝，漢人的長篇敘事詩都還看不到踪影。因為，長篇敘事詩的功夫非漢人固有的詩文發展之途之走向，故當日始終走不上那個地步，而長篇敍事詩是來自西域非漢族的貢獻。如此看來，全部的文學史論中古詩學源流及發展的內容都與真實度有極大差距，可歎又可悲。其原因是考證功夫不足所致。有關〈木蘭詩〉及所謂蔡琰的五言〈悲憤詩〉屬北朝之作另有論文考之。（劉有恒，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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