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轉載：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寫作背景及體例結構
（王欣、程美芳，２０１３年第四期《音樂創作》)
摘要：本文對楊瀏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進行了簡單的介紹、分析及評價。其中，對此書的創作背景、過程和全書的體例結構進行了著重的談論與分析。同時，關於此書的歷史局限及寫作特點也發表了自己的一些淺顯認識。
關鍵字：楊蔭測；《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過程；背景：結構
初版於１９６４年重訂於１９８０年的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下冊，以下簡稱“史稿”），到目前為止，仍不失為中國音樂史著作中較為詳證和權威的通論性史論專著。後來出版的一些中國音樂通史方面的專著，都或多或少參照了楊蔭瀏這部專著，乃至很多體例或敘述都受楊蔭瀏的影響。關於其體例及內容，很多人就進行過介紹與評價，但對於其寫作過程及背景卻鮮有人問津。因此，本文就從此角度入手，兼顧談論了此書的框架結構。
一、《史稿》寫作過程及背景
《史稿》動筆於１９５９年７月，束筆於１９７７年，整個寫作過程長達ｌ８年之久，全書最終出版則是在１９８１年，距最初開始寫作已有２２載光陰了。具體的寫作過程如下：１９５９年春，在中國音樂家協會和中國音樂研究所的組織和領導之下，先由楊蔭瀏、廖輔叔、李純一三位同志寫出《中國古代音樂史提綱》，然後經過兩次座談會幾十位同志的討論，對這個提綱提出意見，並由楊蔭瀏執筆修改，於同年９月油印出《中國古代音樂史提綱初稿》，最終楊蔭瀏根據這個提綱初稿撰寫了這部《史稿》。１９６０年撰寫了中國古代音樂史遠古時期至唐代部分，內部油印版，書名《中國古代音樂簡史》第一編第一冊。１９６１年撰寫了中國古代音樂史宋代部分，書名《中國古代音樂簡史》第一編第二冊，油印版；同年整理第一編第一冊，改書名為《中國音樂通史簡編》上卷，７月油印，同時作為中國音樂研究所的教材運用於教學實踐，並廣泛徵求修改意見。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經過修改、整理後的《中國古代音樂簡史》第一編第二冊，書名為《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冊，增加了遼、宋、西夏、金部分，１９６３年完成油印版。１９６４年，楊蔭瀏所著中國古代音樂史上古至唐部分，作為中央音樂學院教學參考書，９月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冊，同年著元代部分，
以《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下卷題名油印，１９６６人民音樂出版社繼續出版《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冊，遼、宋、西夏、金部分。
１９６５年，毛澤東指示要早些出這本書，楊蔭瀏曾日以繼夜地趕寫。[[寫成之後，卻又因為不肯按某些人的‘旨意’修改，使書稿在印刷廠白白躺了十多年。文革後，楊先生再次對書稿加以修改訂正。]]
１９７５年撰寫明、清部分，書名《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下冊之二，油印版；
１９７７年繼續完成明、清部分，書名《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下冊之三，油印版；直至１９８１年２月，《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全書６５萬字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分上、上兩冊出版，上冊為遠古至宋代部分，下冊為元、明、清三代。時年，先生已是八十高齡的老翁了。史稿出版後三年，即１９８４年，楊蔭瀏先生謝世。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史稿》開始撰寫的同時，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正式提出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通過了把“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作為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這次會議完全肯定了當時已經出現的“大躍進”，認為這標誌著我國正在經歷著“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由於對階級和路線鬥爭的錯誤理解與處理，“左”的思想和路線在全國範圍內不斷發展、膨脹。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１９５８年，“厚古薄今”、“打破王朝體系”等口號自上而下影響了整個學術領域，首當其衝的是史學界。不少歷史專業幹部被下放去編寫工礦史、公社史，而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史及帝王將相的歷史活動一時成為“禁區”，甚至連歷史上的朝代、年號都要刪掉。１９５８年５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插紅旗，辯風向”的問題，指出“你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要插白旗”，“資產階級插的旗子，我們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這個旨意一下，學術界自然聞風而動，頓時便掀起了“拔白旗、插紅旗、滅資興無”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運動”，並紛紛找出各自研究領域中的“白旗”代表人物作為批判的重點對象。北京音樂界提出的口號是要寫出一部“真正的人民音樂史”；上海音樂界提出的口號則是力求寫出一部“我們自己的革命音樂史”。《史稿》便是在這種“左”傾思潮氾濫的情況下開始撰寫的。由於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著作採取以“階級鬥爭為綱”
的寫法是天經地義的，唯有如此才能“綱舉目張”，統領全局；而且也沒有誰對於這種寫法提出過異議。長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種凝固不變的模式和不可逾越的禁區。“文革”開始後，[[楊蔭瀏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史稿》的寫作也被迫停止。直到１９７３年回京，楊先生在古稀之年用顫抖之手重新握筆，完成全書。
（劉有恒按：此文，轉載第一段有關〈《史稿》寫作過程及背景〉部份。因為此文據一些後人的記念追述文撰成，不免有為死者諱之處，而作者亦據以引用之，吾人現今把此被死者諱觀念而以飾詞修飾之原文中的兩段文字，今皆以［［）］匡出，計『寫成之後，卻又因為不肯按某些人的‘旨意’修改，使書稿在印刷廠白白躺了十多年。文革後，楊先生再次對書稿加以修改訂正。』及『楊蔭瀏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事實並非如此，楊蔭瀏的部份寫成品，只因文革已到，不及出版，不是什麼不肯聽從權勢而不肯修改，在文革期間，因為實際上一切社會正常活動皆停止，其工作地點也因陷入鬥爭而告停止運作，而一切職員也都紛紛迫於時勢而下鄉去了，包括楊蔭瀏也得與眾同儕一起下鄉，但下鄉後還得一管理收發的幹部之職，而且於文革進行中的1970年代初，部份業務恢復時，又首被召回北京，在四人幫當政時仍從事於工作，故其寫作《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響應極左之功並未被四人幫忘掉，而被重用了。四人幫失勢，楊蔭瀏對外表示他是文革裡的被四人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飾詞及自保之辭也，而寫作回憶紀念文的同儕也幫忙隱諱，這些都是不能採信的偽史料。而如果他敢於違毛主席等上級『旨意』，對於成品抗命不改，則還能活過文革嗎，還能在文革期間裡又出來工作被重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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