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學界的『萬曆魔咒』 ──從《鉢中蓮》到上黨發現《禮節傳簿》皆非明萬曆年抄本
一本舊藏於程硯秋玉霜簃的《鉢中蓮》傳奇，民初1933年的被其友杜穎陶（1908～1963）見到了，由於看到該一抄本有不知何人在封頁上寫下了『萬曆庚申』（四十八年，1620）的字眼，於是杜穎陶將之公之於世時，一見上書有『萬曆』字眼，就立刻相信，那就一定是萬曆年的本子了。而沒有考據一下，這封面上的『萬曆』兩字究竟是如何出現的。
如果此一初級工作沒有作，在上世紀五六零年代開始飆起的社會各行各業大鳴大放、大躍進、推陳出新的氛圍之下，流行起浮誇放衛星之風，連所謂一個夾在所謂明末張丑《真蹟日錄》抄本多了一篇崑曲曲祖魏良輔的《南詞引正》也在此風氣之年代裡出現而被浮報成真品。也因此，在此一社會風氣盛行之下，放衛星之風不時可見於戲曲學界。如，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在介紹梆子腔時，亦未加以考據，即指出：『從明萬曆抄本《鉢中蓮》傳奇中已採用了【西秦腔二犯】這個曲調來看，可知是在十六世紀末葉，戲曲中即已出現了山陝梆子腔的某些唱法。』而周貽白《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也把此一抄本當作明代史料，列入第十六章《弋陽腔及其劇作》。而此一說法發表以來，在戲曲學界的明清的花部戲曲研究上，就常用此一未考明時代原委的說法，當成了明代萬曆年間的真實史料來運用之下，於是有各種對於明代花部戲曲的不正確的推衍了（按：如流沙的《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1]就是此種典型之作）。只要是引用了此一《鉢中蓮》傳奇內各種花部的曲牌名稱，反過來證明明代己有這些聲腔，就充斥在兩岸戲曲學界的各種學術著作及論文內。此一《鉢中蓮》的真實產生年代，到了本世紀初，胡忌於《戲劇藝術》2004年第1期發表的《從鉢中蓮傳奇看花雅同本的演出》裡，首先起疑，認為《鉢中蓮》抄本，應係清代康熙中期的演出本；而到了2012年，黃振林於《戲劇》2012年第1期發表的《論花雅同本現象的複雜形態－－－從鉢中蓮傳奇的年代歸屬說起》贊同胡忌的說法；同一年，陳志勇於《戲劇藝術》2012年第4期發表《鉢中蓮傳奇寫作時間考辨》一文，亦發現此《鉢中蓮》劇，不論就曲詞或曲牌聯套或一些聲腔的曲牌，都從進化觀點下舉證說明，非明代戲曲所可能出現的，故而主張以此清代中葉梨園整理本。
按，民間的手抄本上面所注記的年代，本不可信，這原本應屬於常識範疇。因為，這些民間的抄本，或因想借古抬高今人身價，故意於抄本裡寫上較早的年代，以顯示自己的抄本是具有異於其他戲班，乃更為祖傳久遠的秘本私房老戲的價值。所以，不只是這冊《鉢中蓮》傳奇的不知是某人隨意寫個『萬曆』，就不可未考據之下就當真相信的。『庚申』兩字，所代表的自萬曆四十七年起，包括有清康熙十九年（1680）、乾隆五年（1740）、嘉慶五年（1800）等等凡是有『庚申』干支的年份。如果只是更改年號，而未更動干支，則此一抄本至少應為清康熙十九年，或乾隆五年，甚或嘉慶五年，或更在其後的抄本。
另一個例子，那就是1986年於山西上黨地區發現在曹氏後人的家裡，發現是其祖先的明代嘉靖年間（？）陰陽先生的曹震興之孫曹國宰抄錄的明萬曆二年《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一事。按，為何知道該一手抄本是萬曆年的呢，因為，麻纸楷寫約兩萬多字的抄本，於封面上的正中位置上面，竪寫着『萬曆二年正月十三日抄立』，及右下方寫着『選擇堂曹國憲志』字樣。於是寒聲的《〈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官調〉初探》[2]一文，就認為當時有找古籍專家『根據抄本紙張、墨色和開篇初寫時慣用明代中葉剛脫離軟體、字形方正的書寫特點』，於是應是證明是明代抄本。值得注意的是，至多只能證明是明代，而從萬曆二年起至明朝的滅亡，尚歷經了熹宗、崇禎二帝，故還有數十年；所以即如抄自明代，也未必在萬曆年間，更何況是早到萬曆二年。為何如此說，因為此時，《玉簪記》或尚無一致的結論證明已出世[3]。而且更詭異的，《玉簪記》在明末天啓年以後，依現有文獻始有見《玉簪記》的折子戲以二字命名的實例，而〈詞姤私情〉一齣的命名，在《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官調》的〈偷詩〉二字，見於文獻已到清代了。按，以兩字命名的折子戲目，於萬曆年間所出版的戲曲選集未見，高濂的《玉簪記》各齣在萬曆年的出版的各種選集裡，所見都是四字的齣目，而如萬曆年間的《八能奏錦》所收錄《玉簪記》四齣，各折名稱亦為四字，取名為〈妙常思凡〉、〈執詩求合〉、〈姑阻佳期〉、〈秋江哭別〉；而戲曲選集《大明春》收錄《玉簪記》三齣，齣目亦為四字，計有〈妙常思母〉、〈茶敘芳心〉、〈餞別潘生〉、〈秋江泣別〉；而《群音類選》收錄《玉簪記》二十四齣，計有〈潘公遣試〉、〈兀术南侵〉、〈陳母遇難〉、〈避難投庵〉、〈於湖借宿〉、〈陳母投親〉、〈談經聽月〉、〈西湖會友〉、〈談棋挑逗〉、〈村郎鬧會〉、〈必正投親〉、〈茶敘芳心〉、〈對操傳情〉、〈旅邸相思〉、〈媒姑議親〉、〈詞媾私情〉、〈姑阻佳期〉、〈知情逼試〉、〈秋江送別〉、〈香閣相思〉、〈接書會安〉、〈必正榮歸〉、〈燈月迎婚〉亦為四字命名齣目；《歌林拾翠》收錄《玉簪記》十齣，含〈於湖借宿〉、〈西湖會友〉、〈談棋挑逗〉、〈必正投姑〉、〈對操傳情〉、〈旅館相思〉、〈詞詬私情〉、〈姑阻佳期〉、〈知情逼試〉、〈秋江哭別〉，亦四字命名齣目。《時調青崑》，收錄《玉簪記》的〈姑阻佳期〉，四字命名齣目；《徽池雅調》收錄《玉簪記》的〈姑娘知情逼試〉，則以六字名齣目；而《樂府紅珊》收錄三齣，以七字命名齣目，計有〈陳妙常秋江送別〉（按：內標題是〈潘必正秋江送別〉）、〈潘必正及第報捷〉、〈陳妙常詞詬私情〉（按：內標題是〈陳妙常詞媾私情〉）；《詞林一枝》收錄《玉簪記》的〈陳妙常空門思母〉、〈潘必正姑阻佳期〉、〈陳妙常月夜焚香〉三齣，亦以七字名齣目；《堯天樂》則也以七字名齣目，計收錄有〈潘蓮女空門思母〉、〈潘必正姑阻佳期〉、〈陳妙常拜月憶人〉。
崇禎年間毛晉的《六十種曲》所收的《玉簪記》的各齣，皆是改採二字齣目，應是當日的時尚已是採二字為齣目已為常態之下，改掉高濂早先四字為齣目的原作[4]。但就折子戲而言，而到了天啓年的《詞林逸響》，收錄《玉簪記》之〈歡會〉、〈愁別〉、〈魂遊〉。及崇禎年間的《怡春錦》收《玉簪記》之〈詞媾〉〈過約〉（按：內標題是〈阻約〉），才開始見《玉簪記》有以二字名齣目的。故由《玉簪記》出現二字的齣目，至早也在明末的天啓、崇禎年間了。故如果《鉢中蓮》傳奇所屬『庚申』是真，要此抄本出現《玉簪記》的二字的齣目，至早也要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或六十年後的乾隆五年（1740）抄入的，或更晚到嘉慶五年（1800）或更在其後，才是被抄入了〈偷詩〉齣目的時間。
其次，折子戲裡尚有〈貴妃醉酒〉之名。按，於乾隆五十九年的葉堂《納書楹曲譜》的補遺卷四裡有時劇〈醉楊妃〉一齣，劇情近似於《長生殿》的〈驚變〉齣，而〈貴妃醉酒〉（又名〈百花亭〉）此名，據民國初年張肖倫《燕塵菊影錄》[5]，是出於清代咸豐、同治年間的漢劇伶人吳鴻喜（又名吳麗卿，藝名為月月紅）所創；而清末的平劇旦角路三寶盛演，到了民國年代由梅蘭芳發揚光大的戲，此名如依張肖倫的說法，也要晚到咸豐、同治年間的吳鴻喜才出現，為何會出現在萬曆二年的幾百年前，就己有取此名的這齣戲了，可知此一《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實內情不單純。依前述的分析看來，必被近人所改造過的。也是出自於古老的傳本為底本，所以其中大多數的內容都其實有傳承，但是此冊也許初稿是萬曆二年，但後來至少是其中有部份被重寫或抽換。按，要偽造近似於古紙面貎的方法亦非真正的難事，只要找到了曉此方術之人的對的人即可。按，《玉簪記》的作者高濂，於其萬曆十九年（1591年）初刊的《遵生八箋》裡，曾對其當時偽造以看來似古紙的方術有所介紹：
『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扇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簡卷用棰細細敲過，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霉二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粧茅損，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黃，儼狀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錘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紅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仿佛，以惑售者。』
而到了清晚期或民國年間，曹家後代把清初到當時以來為了符合把後世有名的新折子也納入表演的實況，而抽換掉原來古本所傳承的戲碼而依後世所實際演出而加以修正，也許初無故意造偽的想法，而只是為了符合實況，但也未改正古本上所寫的『萬曆』年號。故今世的鑑古者，也許未通曉古人或今人造偽的方術的變造的伎俩，在這一方面在鑑別古籍上就辨識不出了。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雖劇本裡以二字名齣目的有之，但場上搬演時的折子戲稱謂，《玉簪記》裡的各折以二字命名的，萬曆年間無有文字記載也，至早也在天啓或崇禎年如天啓年間《詞林逸響》收《玉簪記》之〈歡會〉、〈愁別〉、〈魂遊〉。崇禎年的《怡春錦》收《玉簪記》之〈過約〉，但內文題作〈阻約〉始有實例可見。
而《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裡竟然有〈貴妃醉酒〉，則引申出的真偽問題更大，因為此名乃晚到咸豐、同治年間的吳鴻喜才出現，因此只能從此一《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是日後於清咸豐、同治之後的曹氏後人又把祖先所遺的抄本，用偽古紙抄了一遍及找方士用藥草薰舊等等之術，內容抽換掉或改掉老戲目改為實際所演出的時興折子戲〈貴妃醉酒〉，而〈偷詩〉或改插於此時；或所據之本亦早係一個改本，只有年代還是照古傳的萬曆二年抄，其餘都隨時代而調整過。總之，變造的各種手法都有可能性。所以雖也許多數內容，確為萬曆二年以前的老傳留，但在收錄進了〈偷詩〉及〈貴妃醉酒〉之處就露出了有被後世變造的痕跡。
因此，不少戲曲學者碰到『萬曆』二字，就受到了迷惑，實是很有趣。像是本文提到的封面被寫上含有『萬曆』二字的玉霜簃的《鉢中蓮》傳奇抄本，及封面上的正中位置上面，竪寫着『萬曆二年正月十三日抄立』的《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抄本，或筆者於《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一書內所提到的兩部明代出版的戲曲選集的《八能奏錦》（全稱《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及《詞林一枝》（全稱《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書牌都署題『萬曆新歲』，也讓所有戲曲學者以為指的是萬曆元年[6]。所以一遇『萬曆』，戲曲學界的判斷力就失靈，可不是萬曆魔咒嗎。難不成除了『新歲』帶有吉慶喜氣的意味所以明朝萬曆年代的出版界取來做為討吉祥的用辭而外，古代藝人也喜用在抄本裡加注『萬曆』，表示大吉大利，生計長長久久，活到萬年嗎。所以，如果哪一天，又在深山僻野找到一個封面有『萬曆』年的戲曲抄本，內有《紅樓夢》的戲，是否屆時會有不少論文又問世，大力去論證明代萬曆年間已出現了《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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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沙：《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台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9年）一書，取材幾乎完全真假良莠不分，『文獻』素材的真偽未考辨，把『田野』的戲曲界街頭傳言皆當成證據，又以後出的地方戲及其唱腔逆推到前代，皆不合嚴謹的科學方法及態度論學，雖或時在論學過程裡有卓識，但通體架構內容即不佳，大部份各章節的推論過程上因材料真偽未辨識，故論述的推論邏輯的前提都大有問題。為此書寫『代序』的王安祈亦於文中指出，『其中不能說沒有漏洞』，並說明『所謂的漏洞，指的是早期文獻和現今田野之間必然罅隙。研究的對象是明代聲腔，運用的材料基本上是明代文獻，但嶄新的觀點來自於對現代大陸各省所保存的聲腔的調查。由明到清再到現、當代，時間的差距使得文獻與田野之間的印證精確度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按王安祈之說夠稱得上是保留而含蓄。吾人的看法，拿後世的未加考證的材料，去印證古事，只有『穿鑿附會』四字足以比擬。再加上明清文獻的取擇無別，沒有先考偽，把稗官野史鄉野小談及士大夫的筆記臆論，全當史料在用，以此論出的學術成果與海市蜃樓實只有數步之遙。而近來台灣又出版的已故的流沙的《清代梆子亂彈皮黃考》（台北：國家出版社，2014年）亦弊同《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劉有恒:《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年）
[2]寒聲:《〈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官調〉初探》，《中華戲曲》第三輯（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劉有恒：〈談萬曆新歲非指萬曆元年〉，《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年元月。
[4] 按，早於《六十種曲》的《玉簪記》版本，如師儉堂刻本，收於陳繼儒《六合同春》內，2003年北京的學苑出版社出版的《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刋》內及收錄於1953年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本戲曲叢刋》內的繼志齋本都是四字齣目，皆為早於《六十種曲》時代的版本。
[5] 張肖倫：〈燕塵菊影錄〉，《菊部叢談》（上海：大東書店，1926年）。
[6] 劉有恒：〈談萬曆新歲非指萬曆元年〉，《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按，麻國鈞〈高濂生平家世及玉簪記新考〉（《中華戲曲》4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考為寫作於晚至萬曆八年到九年 （1580－1590）。而徐朔方於1993年於〈高濂的生平和他的玉簪記傳奇〉（《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5期）一文裡，認為《玉簪記》創作於早在萬曆年之前的隆慶四年（1570），但也都是推斷，都只能聊備一說。
戲曲學界的『萬曆魔咒』 ──從《鉢中蓮》到上黨發現《禮節傳簿》皆非明萬曆年抄本
一本舊藏於程硯秋玉霜簃的《鉢中蓮》傳奇，民初1933年的被其友杜穎陶（1908～1963）見到了，由於看到該一抄本有不知何人在封頁上寫下了『萬曆庚申』（四十八年，1620）的字眼，於是杜穎陶將之公之於世時，一見上書有『萬曆』字眼，就立刻相信，那就一定是萬曆年的本子了。而沒有考據一下，這封面上的『萬曆』兩字究竟是如何出現的。
如果此一初級工作沒有作，在上世紀五六零年代開始飆起的社會各行各業大鳴大放、大躍進、推陳出新的氛圍之下，流行起浮誇放衛星之風，連所謂一個夾在所謂明末張丑《真蹟日錄》抄本多了一篇崑曲曲祖魏良輔的《南詞引正》也在此風氣之年代裡出現而被浮報成真品。也因此，在此一社會風氣盛行之下，放衛星之風不時可見於戲曲學界。如，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在介紹梆子腔時，亦未加以考據，即指出：『從明萬曆抄本《鉢中蓮》傳奇中已採用了【西秦腔二犯】這個曲調來看，可知是在十六世紀末葉，戲曲中即已出現了山陝梆子腔的某些唱法。』而周貽白《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也把此一抄本當作明代史料，列入第十六章《弋陽腔及其劇作》。而此一說法發表以來，在戲曲學界的明清的花部戲曲研究上，就常用此一未考明時代原委的說法，當成了明代萬曆年間的真實史料來運用之下，於是有各種對於明代花部戲曲的不正確的推衍了（按：如流沙的《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1]就是此種典型之作）。只要是引用了此一《鉢中蓮》傳奇內各種花部的曲牌名稱，反過來證明明代己有這些聲腔，就充斥在兩岸戲曲學界的各種學術著作及論文內。此一《鉢中蓮》的真實產生年代，到了本世紀初，胡忌於《戲劇藝術》2004年第1期發表的《從鉢中蓮傳奇看花雅同本的演出》裡，首先起疑，認為《鉢中蓮》抄本，應係清代康熙中期的演出本；而到了2012年，黃振林於《戲劇》2012年第1期發表的《論花雅同本現象的複雜形態－－－從鉢中蓮傳奇的年代歸屬說起》贊同胡忌的說法；同一年，陳志勇於《戲劇藝術》2012年第4期發表《鉢中蓮傳奇寫作時間考辨》一文，亦發現此《鉢中蓮》劇，不論就曲詞或曲牌聯套或一些聲腔的曲牌，都從進化觀點下舉證說明，非明代戲曲所可能出現的，故而主張以此清代中葉梨園整理本。
按，民間的手抄本上面所注記的年代，本不可信，這原本應屬於常識範疇。因為，這些民間的抄本，或因想借古抬高今人身價，故意於抄本裡寫上較早的年代，以顯示自己的抄本是具有異於其他戲班，乃更為祖傳久遠的秘本私房老戲的價值。所以，不只是這冊《鉢中蓮》傳奇的不知是某人隨意寫個『萬曆』，就不可未考據之下就當真相信的。『庚申』兩字，所代表的自萬曆四十七年起，包括有清康熙十九年（1680）、乾隆五年（1740）、嘉慶五年（1800）等等凡是有『庚申』干支的年份。如果只是更改年號，而未更動干支，則此一抄本至少應為清康熙十九年，或乾隆五年，甚或嘉慶五年，或更在其後的抄本。
另一個例子，那就是1986年於山西上黨地區發現在曹氏後人的家裡，發現是其祖先的明代嘉靖年間（？）陰陽先生的曹震興之孫曹國宰抄錄的明萬曆二年《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一事。按，為何知道該一手抄本是萬曆年的呢，因為，麻纸楷寫約兩萬多字的抄本，於封面上的正中位置上面，竪寫着『萬曆二年正月十三日抄立』，及右下方寫着『選擇堂曹國憲志』字樣。於是寒聲的《〈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官調〉初探》[2]一文，就認為當時有找古籍專家『根據抄本紙張、墨色和開篇初寫時慣用明代中葉剛脫離軟體、字形方正的書寫特點』，於是應是證明是明代抄本。值得注意的是，至多只能證明是明代，而從萬曆二年起至明朝的滅亡，尚歷經了熹宗、崇禎二帝，故還有數十年；所以即如抄自明代，也未必在萬曆年間，更何況是早到萬曆二年。為何如此說，因為此時，《玉簪記》或尚無一致的結論證明已出世[3]。而且更詭異的，《玉簪記》在明末天啓年以後，依現有文獻始有見《玉簪記》的折子戲以二字命名的實例，而〈詞姤私情〉一齣的命名，在《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官調》的〈偷詩〉二字，見於文獻已到清代了。按，以兩字命名的折子戲目，於萬曆年間所出版的戲曲選集未見，高濂的《玉簪記》各齣在萬曆年的出版的各種選集裡，所見都是四字的齣目，而如萬曆年間的《八能奏錦》所收錄《玉簪記》四齣，各折名稱亦為四字，取名為〈妙常思凡〉、〈執詩求合〉、〈姑阻佳期〉、〈秋江哭別〉；而戲曲選集《大明春》收錄《玉簪記》三齣，齣目亦為四字，計有〈妙常思母〉、〈茶敘芳心〉、〈餞別潘生〉、〈秋江泣別〉；而《群音類選》收錄《玉簪記》二十四齣，計有〈潘公遣試〉、〈兀术南侵〉、〈陳母遇難〉、〈避難投庵〉、〈於湖借宿〉、〈陳母投親〉、〈談經聽月〉、〈西湖會友〉、〈談棋挑逗〉、〈村郎鬧會〉、〈必正投親〉、〈茶敘芳心〉、〈對操傳情〉、〈旅邸相思〉、〈媒姑議親〉、〈詞媾私情〉、〈姑阻佳期〉、〈知情逼試〉、〈秋江送別〉、〈香閣相思〉、〈接書會安〉、〈必正榮歸〉、〈燈月迎婚〉亦為四字命名齣目；《歌林拾翠》收錄《玉簪記》十齣，含〈於湖借宿〉、〈西湖會友〉、〈談棋挑逗〉、〈必正投姑〉、〈對操傳情〉、〈旅館相思〉、〈詞詬私情〉、〈姑阻佳期〉、〈知情逼試〉、〈秋江哭別〉，亦四字命名齣目。《時調青崑》，收錄《玉簪記》的〈姑阻佳期〉，四字命名齣目；《徽池雅調》收錄《玉簪記》的〈姑娘知情逼試〉，則以六字名齣目；而《樂府紅珊》收錄三齣，以七字命名齣目，計有〈陳妙常秋江送別〉（按：內標題是〈潘必正秋江送別〉）、〈潘必正及第報捷〉、〈陳妙常詞詬私情〉（按：內標題是〈陳妙常詞媾私情〉）；《詞林一枝》收錄《玉簪記》的〈陳妙常空門思母〉、〈潘必正姑阻佳期〉、〈陳妙常月夜焚香〉三齣，亦以七字名齣目；《堯天樂》則也以七字名齣目，計收錄有〈潘蓮女空門思母〉、〈潘必正姑阻佳期〉、〈陳妙常拜月憶人〉。
崇禎年間毛晉的《六十種曲》所收的《玉簪記》的各齣，皆是改採二字齣目，應是當日的時尚已是採二字為齣目已為常態之下，改掉高濂早先四字為齣目的原作[4]。但就折子戲而言，而到了天啓年的《詞林逸響》，收錄《玉簪記》之〈歡會〉、〈愁別〉、〈魂遊〉。及崇禎年間的《怡春錦》收《玉簪記》之〈詞媾〉〈過約〉（按：內標題是〈阻約〉），才開始見《玉簪記》有以二字名齣目的。故由《玉簪記》出現二字的齣目，至早也在明末的天啓、崇禎年間了。故如果《鉢中蓮》傳奇所屬『庚申』是真，要此抄本出現《玉簪記》的二字的齣目，至早也要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或六十年後的乾隆五年（1740）抄入的，或更晚到嘉慶五年（1800）或更在其後，才是被抄入了〈偷詩〉齣目的時間。
其次，折子戲裡尚有〈貴妃醉酒〉之名。按，於乾隆五十九年的葉堂《納書楹曲譜》的補遺卷四裡有時劇〈醉楊妃〉一齣，劇情近似於《長生殿》的〈驚變〉齣，而〈貴妃醉酒〉（又名〈百花亭〉）此名，據民國初年張肖倫《燕塵菊影錄》[5]，是出於清代咸豐、同治年間的漢劇伶人吳鴻喜（又名吳麗卿，藝名為月月紅）所創；而清末的平劇旦角路三寶盛演，到了民國年代由梅蘭芳發揚光大的戲，此名如依張肖倫的說法，也要晚到咸豐、同治年間的吳鴻喜才出現，為何會出現在萬曆二年的幾百年前，就己有取此名的這齣戲了，可知此一《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實內情不單純。依前述的分析看來，必被近人所改造過的。也是出自於古老的傳本為底本，所以其中大多數的內容都其實有傳承，但是此冊也許初稿是萬曆二年，但後來至少是其中有部份被重寫或抽換。按，要偽造近似於古紙面貎的方法亦非真正的難事，只要找到了曉此方術之人的對的人即可。按，《玉簪記》的作者高濂，於其萬曆十九年（1591年）初刊的《遵生八箋》裡，曾對其當時偽造以看來似古紙的方術有所介紹：
『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扇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簡卷用棰細細敲過，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霉二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粧茅損，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黃，儼狀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錘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紅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仿佛，以惑售者。』
而到了清晚期或民國年間，曹家後代把清初到當時以來為了符合把後世有名的新折子也納入表演的實況，而抽換掉原來古本所傳承的戲碼而依後世所實際演出而加以修正，也許初無故意造偽的想法，而只是為了符合實況，但也未改正古本上所寫的『萬曆』年號。故今世的鑑古者，也許未通曉古人或今人造偽的方術的變造的伎俩，在這一方面在鑑別古籍上就辨識不出了。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雖劇本裡以二字名齣目的有之，但場上搬演時的折子戲稱謂，《玉簪記》裡的各折以二字命名的，萬曆年間無有文字記載也，至早也在天啓或崇禎年如天啓年間《詞林逸響》收《玉簪記》之〈歡會〉、〈愁別〉、〈魂遊〉。崇禎年的《怡春錦》收《玉簪記》之〈過約〉，但內文題作〈阻約〉始有實例可見。
而《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裡竟然有〈貴妃醉酒〉，則引申出的真偽問題更大，因為此名乃晚到咸豐、同治年間的吳鴻喜才出現，因此只能從此一《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是日後於清咸豐、同治之後的曹氏後人又把祖先所遺的抄本，用偽古紙抄了一遍及找方士用藥草薰舊等等之術，內容抽換掉或改掉老戲目改為實際所演出的時興折子戲〈貴妃醉酒〉，而〈偷詩〉或改插於此時；或所據之本亦早係一個改本，只有年代還是照古傳的萬曆二年抄，其餘都隨時代而調整過。總之，變造的各種手法都有可能性。所以雖也許多數內容，確為萬曆二年以前的老傳留，但在收錄進了〈偷詩〉及〈貴妃醉酒〉之處就露出了有被後世變造的痕跡。因此，不少戲曲學者碰到『萬曆』二字，就受到了迷惑，實是很有趣。像是本文提到的封面被寫上含有『萬曆』二字的玉霜簃的《鉢中蓮》傳奇抄本，及封面上的正中位置上面，竪寫着『萬曆二年正月十三日抄立』的《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抄本，或筆者於《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一書內所提到的兩部明代出版的戲曲選集的《八能奏錦》（全稱《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及《詞林一枝》（全稱《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書牌都署題『萬曆新歲』，也讓所有戲曲學者以為指的是萬曆元年[6]。所以一遇『萬曆』，戲曲學界的判斷力就失靈，可不是萬曆魔咒嗎。難不成除了『新歲』帶有吉慶喜氣的意味所以明朝萬曆年代的出版界取來做為討吉祥的用辭而外，古代藝人也喜用在抄本裡加注『萬曆』，表示大吉大利，生計長長久久，活到萬年嗎。所以，如果哪一天，又在深山僻野找到一個封面有『萬曆』年的戲曲抄本，內有《紅樓夢》的戲，是否屆時會有不少論文又問世，大力去論證明代萬曆年間已出現了《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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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沙：《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台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9年）一書，取材幾乎完全真假良莠不分，『文獻』素材的真偽未考辨，把『田野』的戲曲界街頭傳言皆當成證據，又以後出的地方戲及其唱腔逆推到前代，皆不合嚴謹的科學方法及態度論學，雖或時在論學過程裡有卓識，但通體架構內容即不佳，大部份各章節的推論過程上因材料真偽未辨識，故論述的推論邏輯的前提都大有問題。為此書寫『代序』的王安祈亦於文中指出，『其中不能說沒有漏洞』，並說明『所謂的漏洞，指的是早期文獻和現今田野之間必然罅隙。研究的對象是明代聲腔，運用的材料基本上是明代文獻，但嶄新的觀點來自於對現代大陸各省所保存的聲腔的調查。由明到清再到現、當代，時間的差距使得文獻與田野之間的印證精確度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按王安祈之說夠稱得上是保留而含蓄。吾人的看法，拿後世的未加考證的材料，去印證古事，只有『穿鑿附會』四字足以比擬。再加上明清文獻的取擇無別，沒有先考偽，把稗官野史鄉野小談及士大夫的筆記臆論，全當史料在用，以此論出的學術成果與海市蜃樓實只有數步之遙。而近來台灣又出版的已故的流沙的《清代梆子亂彈皮黃考》（台北：國家出版社，2014年）亦弊同《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劉有恒:《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年）[2]寒聲:《〈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官調〉初探》，《中華戲曲》第三輯（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3]劉有恒：〈談萬曆新歲非指萬曆元年〉，《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年元月。[4] 按，早於《六十種曲》的《玉簪記》版本，如師儉堂刻本，收於陳繼儒《六合同春》內，2003年北京的學苑出版社出版的《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刋》內及收錄於1953年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本戲曲叢刋》內的繼志齋本都是四字齣目，皆為早於《六十種曲》時代的版本。[5] 張肖倫：〈燕塵菊影錄〉，《菊部叢談》（上海：大東書店，1926年）。[6] 劉有恒：〈談萬曆新歲非指萬曆元年〉，《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按，麻國鈞〈高濂生平家世及玉簪記新考〉（《中華戲曲》4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考為寫作於晚至萬曆八年到九年 （1580－1590）。而徐朔方於1993年於〈高濂的生平和他的玉簪記傳奇〉（《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5期）一文裡，認為《玉簪記》創作於早在萬曆年之前的隆慶四年（1570），但也都是推斷，都只能聊備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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