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選擇沒有主義的「他」？而不是嗑咖啡的「我」？答案很明顯，因為我沒得諾貝爾獎！
「他」是誰？當然就是具備多重身份，從小說家、翻譯家、戲劇家、導演、到批評家、畫家．．．．．．，幾乎含括了文學和藝術身份的高行健。
一九四O年一月四日出生於江西贛縣中產階級家庭，父親任職銀行，母親為業餘演員，琴棋書畫樣樣都來的童年使他具備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功，九歲開始寫作，三十九歲發表了首部短篇小說《朋友》，中學時期學習油畫、水彩、雕塑等，但因《愛倫堡回憶錄》的一個片段提到二十年代初巴黎的生活，高行健心有所嚮，故改習法語，于一九六二年畢業於北京外語學院法語系，在國際書店擔任法語翻譯。
各位看倌看到這兒！有沒有覺得他其實是個有優質生活的大陸人呢？？比嗑咖啡的人生活品質更高耶！
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雖被下放到農村，仍不間斷地寫作。連妻子都舉告發當局他在家寫作的事，讓高行健一度視文學寫作是「非常」危險的事業。
文革後，高行健在外文局當翻譯，任職作家協會，後來被派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一九八二年的劇作《絕對信號》是中國第一個小劇場，引起文壇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並開創中國實驗戲劇；一九八三年《車站》被稱為中國首次出現的荒謬劇場；一九八五年的《野人》則是東西方文化結合的呈現；一九八六年的《彼岸》於排練時，就已接到禁令，同年應邀赴德國從事創作。一九八七年至法國與妻子團聚，當時法國文化部很快的預約其劇目，使得高行健有了自由寫作的環境。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他在法國即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並發誓只要中國大陸仍在極權統治下，有生之年，絕不回去。而後，其曾為美國劇院寫了《逃亡》一劇，此劇完成後，中共當局批其反動，自此嚴禁高行健的戲在中國上演。
「文學便是人精神上自救的一種方式。不僅對強權政治，也是對現存生活模式的一種超越。」～高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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