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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時光》自3.24起連同《隱藏攝影機》在光點台北獨家上映，大家千萬別錯過！
近來片商似乎流行把史詩級的豪華影集推上國際影展舞台（註1），以故事背景橫跨二十世紀的德國重量級電視劇《德國家園：第三部曲》（Heimat 3: Chronik einer Zeitenwende）為例，由於有1984年及1992年的前兩部曲經典口碑作後盾，在電視特別專題、DVD珍藏版發行等有效的市場操作下，一連六天上戲院觀賞總計長達十一個多小時的《德國家園：第三部曲》倒也成了許多歐洲文藝青年的時尚活動之一。既然排片難度這麼高的《德國家園：第三部曲》都能有令人滿意的票房表現，那片長六小時的《燦爛時光》（The Best of Youth）從義大利本土一路延燒到美國、亞洲的觀影熱潮，無疑是另一樁奇蹟了。
有人說過，定義一部史詩，其實只比拍出一部史詩電影簡單一點點。
史詩本來就是一個值得長篇論述的名詞。從早期的文學領域到如今橫跨影視、戲劇，似乎只要錢灑得夠多、片子拍得夠長、場面經營得夠壯闊，管它是聖經故事、中古世紀奇幻冒險、戰火羅曼史還是黑幫械鬥，都有機會被吹捧成史詩。或許史詩也不過是一種感覺罷了。你覺得是，它就是。
《燦爛時光》全片沒有出現定義中的史詩電影該有的壯闊場景，也不似《陽光情人》（Sunshine）走富麗堂皇的豪門巨變路線，甚至沒有反派角色，有的只是錯誤的時代造成的種種喟嘆與遺憾。無論是大時代的烽火離亂還是波濤洶湧的街頭暴動，都在編導的堅持下安分地隱身為妝點人物性格的壁紙，絕不喧賓奪主，卻貼得恰到好處。正因為這份堅持，才有機會讓一向受重口味肥皂劇摧殘的觀眾重新感受戲劇本質中最純粹的親情、友情與愛情所帶來的初始感動；而這份對宇宙皆然的人性情感的細微刻畫，其實也正是決定一部電影格局偉大與否的關鍵。
義大利導演馬可‧圖里歐‧喬達納（Marco Tullio Giordana）向來羨慕前輩大師如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都在有生之年拍出了足以傳世的家族史詩作品，所以當義大利國家公視RAI（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向他提議拍攝一部關於義大利近代史的原創迷你影集時，他知道終於有機會向他最心儀的大師維斯康堤致敬了。
《燦爛時光》的原文片名La meglio gioventu源自義大利導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同名詩集，馬可‧圖里歐‧喬達納藉由一對兄弟長達三十七年的不同際遇，帶出義大利風起雲湧的現代史（包括六十年代的佛羅倫斯大水災、七十年代的都靈藍領工潮、八十年代的米蘭學運等等）。或許是因為《燦爛時光》原先的目標觀眾群鎖定電視機前的普羅大眾（後來在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得了獎，加上電視台對片中的政治色彩有意見，轉而直接攻上大銀幕），《燦爛時光》雖秉持公視製作文學劇的嚴謹、不灑狗血態度，卻也不忘調和商業電視劇慣常以收服觀眾為最高指導原則的通俗取向，伏筆不斷，高潮、煽情時刻更是沒有少過。
合作無間的編劇搭檔Sandro Petraglia與Stefano Rulli向來對義大利的社會歷史題材充滿興趣，九０年代初的《永遠的瑪莉》（Mary Forever）及《小小偷的春天》（The Stolen Children）兩部經典作品早已確立了他倆的作者地位。假如這對搭檔稱得上是義大利編劇界的良心，那馬可‧圖里歐‧喬達納大概就是義大利導演界的肯‧洛區（Ken Loach）了。
七０年代可能鏤刻著喬達納一生中最燦爛的回憶，讓他一直對這個奔騰的年代情有獨鍾。在《燦爛時光》問世之前，他最受好評的作品是2000年的《百步追緝令》（The Hundred Steps），這部片取材真人真事，描述七０年代一名理想青年起身對抗當地黑手黨的傳奇故事。承繼了前輩貝托魯奇《蜘蛛的策略》（The Spider’s Strategy）的優良系譜，《百步追緝令》聚焦於父權陰影下的獨立個體對主宰機制的不滿，以及對左派、自由主義的熱切渴望。
喬達納與Sandro Petraglia及Stefano Rulli在1995年合作《帕索里尼：義大利式謀殺》（Pasolini: an Italian Crime），企圖解構1975年名導帕索里尼遇刺身亡的背後真相。《燦爛時光》則是喬達納與這對傑出編劇搭檔的二度合作。喬達納不諱言《洛可兄弟》（Rocco and His Brothers）、《1900》（1900）等義大利家族史詩經典對他造成的影響，他把《百步追緝令》的男主人翁遭遇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矛盾與對峙，具體化為《燦爛時光》中尼可拉與馬迪奧這對兄弟不同的人生哲學。哥哥尼可拉樂觀向上，他曾經有著嬉皮自由主義精神，他曾經群起反抗，但他後來成了一名醫生，因為他認為當個中產階級，對曾經熱中街頭運動的自己來說不是可恥，還可以在體制內改革、實踐理想。相較之下，弟弟馬迪奧個性陰鬱，體內的感性與浪漫細胞極度活躍，讓他可以因為一時衝動而不計一切帶著喬琪亞從精神病院逃跑，卻也因為這場救援行動的失敗，讓他從此放棄對理想的衝動與堅持，成了一名與他體內浪漫細胞南轅北轍的「體制幫兇」：一個必須聽命令行事的警察。
《燦爛時光》並沒有把選擇不同人生的兩兄弟粗暴地劃分成一個左派一個右派，也沒有讓他們為了一個女人而搶得死去活來。《燦爛時光》為大眾戲劇也可以既通俗又深刻，做了一次美好的示範。雖然是原創的劇本，《燦爛時光》卻有著文學著作專屬的精鍊與純熟。以牽引這對兄弟半輩子的謎樣少女喬琪亞為例，那種一顆寂寞靈魂與另一顆沒人瞭解的靈魂間，無法言喻的連結關係，那個夏天對三人之後命運的聯繫魔力，那平淡的、熾熱的激情，可是構築出既纖細又壯闊的規格意境。這三個主要角色每次的重逢與分離，都被算計得精精準準，卻又呈現得渾然天成，把戲劇的斧鑿痕跡修飾到無形。
無論是尼可拉的醫學院教授鼓勵他離開義大利拓展視野；馬迪奧與喬琪亞在點唱機前的對望；尼可拉在淹水的翡冷翠的破鋼琴前初次傾聽妻子茱莉亞的彈奏；馬迪奧過家門不入而眼見父母背影離去；茱莉亞離家投身赤軍旅的那一夜，門外射進的光亮；馬迪奧那悲劇性的縱身一躍；茱莉亞在獄中收到尼可拉寄來的樂譜時閃耀的剎那浮光；尼可拉在畫廊驚見馬迪奧照片的瞬間微顫；老媽媽在船上對著兒子說著當年與丈夫邂逅的情景；天真的病童對著尼可拉吃力地唸著捎來悲傷訊息的家書…，喬達納皆以無限的平實與成熟，記錄生命中的平順、轉折與坎坷，沈澱出比史詩更深邃的厚度。原來生命不就是這麼一回事罷了，我們可以過得平凡、可以冒險、可以懦弱、可以勇敢、可以逃避、也可以選擇坦然以對。而為這些Magic Moment灑上金粉的，是法國配樂大師喬治‧德勒呂（Georges Delerue）的音符。喬達納無疑深受楚浮（Francois Truffaut）的感性（註2）影響，不然他大概也不至於「毫無節制」地把《夏日之戀》（Jules et Jim）其中〈Catherine et Jim〉這段旋律當成《燦爛時光》的主題音樂來使用了。
這兩年來歐陸藝術電影界的風潮現象之一，就是對半世紀以來風起雲湧的歷史事件進行誠摯反省與再思考。德國推出了一系列紀念終戰六十年的電影例如《帝國毀滅》（Downfall）、《英雄教育》（Napola）及《第九日》（The Ninth Day），一旁還有《替天行盜》（The Edukators）、《少年根特的煩惱》（Love in Thoughts）搖旗吶喊，2005年初《帝國大審判》（Sophie Scholl: Die letzten Tage）在柏林影展大放異彩，算是為這一系列回顧寫下完美的句點。而義大利與法國也不遑多讓，先後有兩位大師貝托魯奇、馬可‧貝洛濟歐（Marco Bellocchio）分別鎖定戰後嬰兒潮世代，藉著《巴黎初體驗》（The Dreamers）及《早安，夜晚》（Good Morning, Night）緬懷1968年法國五月革命及1978年義大利總理遭綁票殺害的政治悲劇。這股懷舊風潮到了2005年的威尼斯影展，則由長期被低估的法國導演菲利普‧卡瑞（Philippe Garrel）接棒，他的新作《戀曲1968》（Regular Lovers）以更新浪潮、更六０年代、更實驗、更自我的精神，配合詩意的黑白攝影，重現當年革命青年「只要做愛，不要戰爭」的憤怒訴求，也因此拿下最佳導演銀獅獎及攝影奧賽拉獎兩個獎座。
偉大的電影可以透過身份、背景各異的角色際遇，傳遞屬於那個創作土地上、屬於年代、屬於人民的集體記憶。假如說台灣也有機會拍出一套深刻的家族史詩，那《浪淘沙》本來可以是最好、最現成的改編題材。偏偏電視版《浪淘沙》的製作單位缺乏對質感對戲劇的敏銳度、更缺乏對觀眾鑑賞力的信心，結果就如同幾十年前由徐進良製作的政治題材八點檔劇碼如《英雄世家》、《牽手出頭天》及「台灣三部曲」《台灣水滸傳》、《台灣演義》、《台灣廖添丁》般，不出兩三集就把自個兒對藝術的野心與耐心消磨淨盡，重新掉入身世之謎、摑巴掌耍狠使毒的迂腐窠臼裡。和台灣連續劇相較，《燦爛時光》原來稱得上是一則關於「大和解」的故事，這個大和解，遠遠超越不同邊的政治立場，真誠地滲進溫熱的人性激情，釋放了寬容與成全，自有其尊嚴與一股不願屈服的坦誠與傲慢。那是一種年老時坐在火爐旁邊，足夠回憶到死的、詩樣的、晶瑩剔透的永恆質感。
註1：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十誡》（The Decalogue）、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都是迷你影集又成功登上大銀幕的經典示範。關於《德國家園》三部曲的相關資料，BBC有架設專屬網頁
http://www.bbc.co.uk/bbcfour/cinema/features/heimat.shtml。
註2：喬達納的新片《航向真情海》（Once You Are Born）轉為關注當代義大利社會極為普遍的非法難民議題，主旋律改為借用喬治‧德勒呂配樂、楚浮導演的1964年作品《軟玉溫香》（The Soft Sk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