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中研院行政大樓的院長接待室裡，原木楹窗，古色古香，牆上掛著名家歐豪年的畫與字；屋角的茶几上，有白蒼沂的雕塑作品「昇華」，宛若一縷清煙蜿蜒上青空；兩只壁櫃，裡頭文房四寶一應俱全。看得出李遠哲雖然深受西式教育的薰陶，卻仍眷戀著中華文化的傳統。訪問原本預定下午兩點開始，但是李遠哲還有其他訪客未走，拖了點時間。一同等待、與李遠哲素來相識的知名科學記者江才健說：「李遠哲現在有接不完的訪客，什麼樣的人都有，幾乎沒時間做自己的研究…，不過這樣也好，可以讓他對社會各個層面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觀江才健所言，他心目中的李遠哲，與其說是科學家，毋寧更是一份對於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期待。
遠從二千年前儒家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明末東林黨不怕殺頭議論朝政，都體現著中國知識份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志向。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說，「知識份子」（Intelligentsia），通常受過高深的教育，習慣於通過抽象概念來思考社會問題，由於所受教育較高，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識與資訊來源，因而對社會問題與弊端更爲敏感。這種知識與敏感相結合，使他們自願地承擔起以關注社會、改造社會、改良社會爲己任的道德使命。」
中國歷史上的知識份子甚多，李遠哲的前輩：胡適是近代的代表人物。胡適，主修文哲，後來卻跨科而為，影響及於中國哲學、史學、文學各個層面；不僅是中國新文化的旗手，更是溝通中西文化的大師。民國四十七年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以文人之身領導國家研究政策的發展。
李遠哲是科學家出身，在化學動力學、動態學、雷射化學等物理化學領域裏有卓越成就，獲獎無數，一九八六年十月，與哈佛大學何許巴賀（Herschebach）博士及多倫多大學波勒尼（Polany）博士同獲諾貝爾化學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國人的殷切期盼下，接了被譽為「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吳大猷的棒，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的第七任院長。
李遠哲作學問時鎮日兢兢業業，未曾有絲毫懈怠，如此的堅毅精神，是造就他後來成功的秘訣，而這也是成為知識份子的必要條件。李遠哲苦笑著說：「兒子曾向他說希望自己很努力，但又不要做到像他那般的程度，以免無法享受生活」，頓了一下，李遠又說：「有人說科學家很辛苦，為科學犧牲掉生活。其實不然，他們很享受(enjoy)這樣的生活，樂在其中」－－李遠哲就很享受這樣的生活。
李遠哲也很照顧學生，當年在柏克萊大學教書時，他在自己的研究室外開了一扇窗，下面便是研究生讀書的地方。江才健以為這扇窗是方便他監督學生，李笑著說不是。其實是開了這扇窗，研究生看到老師的研究室鎮日燈火通明，自然也就不敢偷懶，或是讀書、或是向他提問，老師學生才能一起向上。別的教授每到晚上就不見人影，學生的研究室自然也空蕩蕩。
回國接任中研院院長後，主導國家整體研究的計畫發展與人才培育，成績頗受肯定。由於頂著諾貝爾獎的光環，旁人落在他身上的期望也就相對較大，而李遠哲也不推卸，一肩扛起了這些重責大任。一九九五年，李遠哲接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召集人的職務，改會雖然只維持了一年，但是幫助確立了近幾年國內的教改方向。九二一地震重創台灣，李遠哲登高一呼，吸引了不少來自國內外的賑災資源，他並且持續監督著災後的重建復原工作。二千年總統大選前，李遠哲首次在複雜的政治氛圍中作出抉擇，公開挺扁，當時惹來許多非議，更有人認為李遠哲長久以來樹立的中立、客觀、不與政治合流的形象破滅，對李遠哲個人是一種犧牲。但後來事實證明，他的表態對於台灣的政治改革、國家整體發展向上提升的幫助頗大。
由於李遠哲對於近代台灣的影響實在太大，蔚然形成了所謂的「李遠哲現象」：台灣社會中發生的任何大事件，都要徵詢李遠哲的意見，而且奉為圭臬，甚至有「造神運動」的趨向。樹大必然招風，有許多人批評李遠哲過於「鴨霸」，尤其對於最近國內基因研究的發展重點決定、以及中研院國際研究生學院的招生多有不滿。對於這些批評，李遠哲並不逃避，甚至主動反擊。他認為這些是自己的責任：「我也是在綜合中研院內對該領域學有專精之學者的意見，深思熟慮後，才代表中研院的意見出來講話。即使是民主國家，還是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啊！」
現代中國思想史專家周質平，是如此評李遠哲的前輩—胡適：「溯自創辦刊物始，或倡導新學、或針貶時政，乃至先後擔任駐美大使，出掌北大，與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以及終身提倡自由民主，發展學術獨立的研究計畫等等，都是胡適為動盪的近代中國，盡一份知識份子的責任。」
雖然李遠哲尚然在世，不能對其「蓋棺論定」。但是從開始的超然、參與、到最後的做出抉擇，李遠哲對於這個社會的付出與貢獻頗鉅。「知識份子」，他的確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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