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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31 15:09:38 | 人氣(31,145) | 回應(7) | 上一篇 | 下一篇

第一位被日本判刑的「台獨」分子(管仁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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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無論如何,台灣要復歸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

  這段話在大中國沙文主義盛行的今天,會被中國大多數人視為大逆不道的「台獨」主張。但說出這段話的「台獨先行者」,卻因熱愛中國而不被台灣自老蔣以來的當道者所喜。他就是在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就讀的台灣留學生張深切。(當時國共還在蜜月期)

  清朝統治台灣的兩百多年間,有紀錄的變亂65件,其中標榜「反清復明」的有11件。此外在變亂中自稱為「王」或類似稱號者,以及4件建立新年號的加起來則另有11件。分別是:1721年的朱一貴,1732年的吳福生,1786年到1788年的林爽文、莊大田,1795年的陳光愛,1804年到1809年的蔡牽,1832年的張丙,1851年的洪紀,1852年的羅阿沙,1853年的林恭,同年的曾雞角,以及1862年到1864年的戴萬生等事件。

  其中尤其重要是朱一貴變亂時,曾把清朝官吏從台灣全部逐出,他自稱「中興王」,(台灣民間稱他作「鴨母王」,因為他能指揮鴨群)並維持了二個月短命的獨立王朝。但這些以建立有別於中國政權為目標的十一件變亂,發動者與跟隨者都缺乏現代國家的意識,實在很難稱得上是「建國運動」。真正有意識的「台獨」訴求,開始1927年張深切在中國對日本殖民者提出,同時也是國共兩黨共同支援的「台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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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深切,1904年出生於台灣中部的南投。五歲時祖母過世,家貧無以為喪,生父就將他過繼給在經營樟腦館的姑表兄弟張玉書。張玉書是土著地主資產階級,也是知名的詩人,收養這兒子後,多年不孕妻子也開始有喜,而張深切自幼聰明過人,深得養父喜愛。

  七歲時,養父依傳統送他入書房,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直到十歲時才把他送到「公學校」。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採取的初等教育是雙軌制。也就是學校分為只收台灣人(漢人)之公學校與只收日本人的小學校。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為了收攬台灣民心,才發布「國民學校令」,小學校與公學校合併改稱為「國民學校」。(戰後國民政府沿用至今)

  張深切小學五年級時,殖民政府為了推動「內台一體」,禁止學生在校內說福佬語。張深切功課好,只用標準的日語,卻因同學誣告而被罰打掃教室。他在打掃時忽然童性大發說:「鳥有鳥語,猴有猴話,為何我們不如動物,說自己的話還要受罰?」竟煽動同學「罷工」。

  班長將他這段話報告導師國吉,國吉先是一陣毒打,接著又解送他到校長明石那裡,把他毒打到昏倒,他的養父也被叫到學校來訓了一頓,然後被退學了事。這時的張深切,是一個比父親還激烈的「小小民族主義者」。

  失學後的張深切在家無所是事,恰巧霧峰世家的三少爺林獻堂,放暑假回台灣到張家拜訪,見他聰明伶俐,就向他養父建議讓他去日本求學。其實在台灣即使小學畢業,日台之間的教育依舊有別,以台灣人為對象的中學為數不多。當時的台灣人有產階級望子成龍之風氣極盛,因為聽到「在內地之母國人對遠來之人非常厚遇」的風聲,所以紛紛將子弟送往日本留學。

  1917年8月,張玉書聽從好友林獻堂的建議,讓他負笈日本東京。他被編入傳通院礫川小學校,並且寄寓於礫川小學校教務主任長鹽的家。入學礫川小學校後的張深切,在親切的老師和同學們的圍繞之下,不到半年之間,不要說外觀,連精神上都變成了道地的日本人。晚年的他自己也承認:

  「自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之間,我不但在形式上做過日本人,就是在精神上,也確實忘掉了我是個黃帝的子孫。我覺悟我應該做日本國民、說日本話、讀日本書、學習日本人的民情風俗習慣,除此以外,不能有別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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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日本的張深切,驚訝的發現日本竟與他在台灣想像的完全不同。以前在台灣時,日本人是殖民者,處處高人一等。他也以為每個日本人都有學問,只有管人,不受人管。不料到了日本後他才發現,日本不但有農民、還有窮人,甚至連日語說得都沒有他標準。

  當時能來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大多出身資產階級,而且生於日本佔領台灣後,所以都能使用流利的日語,成績也都不錯,日本人對他們比對自己同胞還歡迎。照顧張深切的河本老師,熱心的教導他劍道,還講日本名將「武士道」的故事給他聽。於是他立志鍛鍊好身體,作一個頂天立地的「皇民」。他在學校中又交了兩個要好的日本同學,稱為「三劍客」。

  那時的張深切,是發自心底的喜歡日本這個國家。這裡比起台灣,沒有同學的嫉妒、沒有粗鄙的壞話、沒有偏心的老師、更沒有一些讓他難堪的同胞。他真恨不得改個日本姓,免得讓人看出他是漢人。他用心研習日本的國技-劍道,然而卻也因此發生了另一個戲劇性的轉折。

  有一天下課時間,別年級的老師要他作對手練習,不料他的技術較高,那老師贏不了他,老羞成怒的竟不顧規則,用竹劍把他打得遍體麟傷,這已不是擊劍,而是打架了。他的老師立刻趕來喝止說:「他是台灣來的,我們應該好好照顧他。」但那打人的老師以為劍道是日本的國技,而他竟被殖民地的小學生打敗,更加憤怒的在師生面前罵他「清國奴」。

  兩個日本老師為了他,差點大打出手。幸好他的老師顧及學生在旁邊圍觀,拉著那個打人的老師回辦公室。受了傷的張深切收拾道具、黯然離去,日本同學都安慰他。但他也因此明白,打他的老師罵他是「支那人」,保護他的老師說他是「台灣人」,可以證明無論他表現怎樣優秀,身邊的人對他多友善,他終究不可能是「日本人」。

  1918年夏天,期望撤廢「六三法」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啟發會,推舉林獻堂為會長。1919九年韓國發生三一獨立運動,中國則發生五四運動,對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有極大刺激和影響。當時張深切在讀「東洋史」這門課時,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我讀了祖國的歷史,好像見著了未曾見面的親生父母,血液為之沸騰,漠然的民族意識,變為鮮明的民族思想。」

  1920年,張深切由日本人家庭遷移到高砂寮,高砂寮位於東京小石川區的茗荷谷是台灣總督府於1912年為台灣留學生蓋建的宿舍,也是台灣留學生時常聚集的地方。在這裡張深切認識了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型人物蔡惠如。蔡惠如主張漢民族主義,時常規勸留學生學北京話、使用中國年號、將中國稱為「祖國」。張深切在他的影響下,開始認定中國才是「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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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張深切轉學至青山學院中等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如火如熾的展開,推進文化 啟蒙的台灣文化協會也於一年前成立。兩項活動除了提高台灣青年關心民族與社會問題外,更帶動去中國大陸留學的熱潮。1920年赴中國的台灣留學生只有90名,但到1923年則激增為273名。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分析:文化協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讓留學生瀰漫著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的原因。

  1923年年底,張深切懷著對祖國(中國)的憧憬,由台灣前赴上海。張深切對初抵上海一事,他說:「初踏著祖國的大地,覺得異常溫暖,滿腔的熱血沸騰了。」當時上海有釵h台灣青年,其中最為活躍者有蔡惠如、謝廉清、彭華英、蔡孝乾、許乃昌等十餘人。在當年10月12日,創立「上海台灣青年會」,高唱「台灣獨立」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會員人數不久後就達五十名。

  1924年3月,寄寓在中國共產主義者羅豁家的彭華英等人,與朝鮮人呂運亨、許乃昌等人,創立共產主義系統的「平社」。另一方面,活動一段時期後陷於停滯的「上海台灣青年會」,自1924年5月起以蔡孝乾為中心開始重建。同年五月,聯合創立了揭櫫「台灣民族」獨立自治的「台灣自治協會」。

  張深切是「台灣自治協會」創始者之一,重要幹部還有蔡孝乾、林維金、洪緝洽、謝雪紅等人。6月17日是台灣「始政」紀念日,張深切和上述同志在上海務本英文專科學校舉辦演講,批判台灣總督府。同年六月,「台灣自治協會」、「上海台灣青年會」及朝鮮臨時政府人員約一三○名,聚集舉行「台韓同志會」成立儀式,高喊「台韓民族」的自決。當時在上海的台灣人組織相當激進,無論是那一個組織,全都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消極運動,主張台灣獨立與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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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10月,張深切回台從事演劇活動,1926年再赴上海。此時的張深切以經商為目的,曾往來南京、蘇州等地,但不久即血本無歸,身無分文,決定前往廣州、投身革命。當時的廣州是中國國民黨的根源地,又逢第一次國共合作。當時聚集於廣州的台灣青年只有40人,大部份就讀於黃埔軍校或中山大學。

  張深切在中山大學就讀時,與張月澄、郭德欽等人,組織「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但不久後內部日趨複雜,且發生主導權之爭,因而張深切提案,於1927年3月27日改組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批判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太消極,也排斥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任何妥協,逐漸顯露台灣獨立之主張傾向,其後更揭起了台灣獨立革命運動之旗幟。

  1927年4月,張深切返台籌措資金時,適逢台中一中發生學生運動,受學生之邀,擔任罷課作戰委員會總指揮,領導學生罷課,被日本當局以煽動罷課嫌疑逮捕。同一時間在大陸,老蔣也在發動「清黨」,青年團於六月間被認定為「左翼團體」而被命令解散。而日本官憲也派特務到廣州配合「清黨」,於台灣、上海、廈門等地,大肆檢舉四散的青年團成員。

  這時張深切因台中一中學生運動事件而遭逮捕,8月時總督府得到老蔣提供的名單,趁學生暑假返台省親,逮捕「青年團」相關人員,被捕者有32名,後來遭起訴者有11名,張深切也包括在內。

  張深切是堅定的漢民族主義者,主張「獨立」只為脫離日本統治,所以青年團裡左右雜陳。雖然後來的台共組織的首腦,都是當時青年團成員;但張深切既反對軟弱的右翼請願活動,也反對暴力的左傾路線。然而當時老蔣的「清黨」手段極殘酷,只要被認定是「左翼團體」成員,不論個人主張如何,都被軍警特務屠殺,甚至交由黑社會組織(如上海杜月笙)執行。

  幸好當時張深切人在台灣,被捕後總督府希望比照「羅福星」與「西來庵」事件,以「治匪法」判處這第一個主張台獨者極刑。因為過去台灣人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採取的都是土匪式的武力革命,沒有帶著現代政治思想性的知識分子參與,總督府能輕易就將反對者定為「土匪」,一般台灣人民為了安居樂業,也支持「治安優先」。所以總督府對這個案子極為重視,希望「殺雞儆猴」,阻止知識份子加入「漢民族主義」的組織。

  但台灣當時雖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卻已經有了現代化國家的雛形,司法卻與行政不相隸屬。該案並無人被處以死刑。張深切在1928年2月21日,只被以觸犯「治安維持法」罪名起訴。12月4日於一審被判三年徒刑,隔年4月15日二審被改判為二年,該案無人被判死刑。

  繫獄期間,他被當局要求簽下「轉向聲明」(悔過書),但他斷然拒絕。然而,他為何會在中國而主張台灣獨立呢?他晚年時說:「因為當時的革命同志,目睹祖國的革命尚未成功,做夢也做不到中國會戰勝日本而收復台灣。所以一般的革命同志提出這句口號的目的,第一是要順應民族自決的時潮,希求全世界的同情;第二是表示台灣人絕對不服從日本的統治,無論如何絕對要爭取到台灣復歸於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意即因為台灣「回歸祖國」是絕無希望的事情,因而退而求其次地主張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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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8月張深切出獄後,創立了「台灣演劇研究會」。11月,他在台中樂舞台上演出自己編寫劇本的《暗地》和《接木花》。張深切會放棄政治性的台獨運動,專心從事文化啟蒙活動,與他在流亡廈門時的一段經歷有關。

  有一天深夜,客居的張深切聽到一聲慘叫,天一微亮,他出門不遠就發現路上倒臥著一具屍體,頭部浸在後腦破裂流出的血泊裡,邊上還有一顆沾了血的石頭。他發現是兇殺案,立刻跑去報警。豈料警察聽了他的報告,眉頭深鎖,不肯立刻前往;可是又懼怕張深切是「日本國民」,也不能「誰喊冤,先來三皮鞭」。

  張深切看出警察在推託,於是招來了一台黃包車,請警察動身。警察無奈,只好搭車到了現場。可是警察只問張深切有沒有看到兇手?他回答沒有,警察就想離開;他拉住警察,要他調查死者是誰?住哪裡?有什麼親人?死因為何?警察只是反駁,死者又不會說話,我去問誰?

  這時圍觀的鄰居紛紛勸張深切少管閒事,免得被栽誣成兇手。他迫於無奈,只得出錢請黃包車再將這位警察送回警局。到了晚上,警局又派人到當地募捐,把屍體草草埋葬,一件兇殺案就這樣結案了。假如張深切不是「日本國民」,只怕還難以脫身。

  這段「中國報案記」,讓張深切恍然大悟。他知道了真正的日本,不是他在台灣時所想像的那個殖民母國;真正的中國,也不是他在台灣時所想像的那個祖國。台灣在日本統治下,漢人雖然受到歧視,但日本終究已經是個文明國家,司法可以保護人民。即使是他這樣一個「叛國者」,只要沒有武力行為,生命還是受到保障。

  然而同一時期的中國,卻依舊停留在中世紀的野蠻國度,人民的生命賤如螻蟻、短似蜉蚰。張深切明白了革命奮鬥卻救不了中國,中國的問題根本不出在主權,而在人權。人人都不知自己的生命價值何在?又怎能尊重別人的生命價值?於是張深切開始將生命投注於文學與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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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代後半,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急速高漲,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也轉向共產主義,被「台灣文化協會」逐出的民族主義左派與右派人士,另外組織「台灣民眾黨」。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翌年,「台灣民眾黨」內部之穩健派,重新組織了「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但在總督府的鎮壓下,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共產黨,都陷於潰滅狀態,台灣民眾黨也於1931年2月被禁止結社。到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完全潰滅了。

  但是,從「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數年間,郤是台灣人文學成果極為豐碩的時期。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NAPF)的影響之下,台灣人與日本人於1931年合作組織「台灣文藝作家協會」,並且創刊機關雜誌《台灣文學》。之後各種文藝團體相繼在日本與台灣成立。1934年時,全島性組織的「台灣文藝聯盟」於台中成立,同時創刊機關雜誌《台灣文藝》,由張深切出任委員長。

  從台灣文藝聯盟的名單來看,當時傑出的台灣作家,無分立場,幾乎全都聚集在這個統一陣線下,張深切的人格魅力也在此得到證實。然而,「統一」的壽命卻不長。張深切與持左派立場的楊逵,在意識形態南轅北轍,「台灣文藝聯盟」還是在1936年分裂。

  《台灣文藝》創刊後,楊逵成為日文部門之編輯。張深切是民族主義者,認為台灣社會的不公平,全都起因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此外他主張的是,所有的作家必須站在同一聯合陣線上。但楊逵是社會主義者,他看到的是台灣社會內部之結構性矛盾,階級壓迫遠在民族壓迫之上。因此,他主張必須支援農工運動,文學作品則必須以無產階級為立足點。

  楊逵退出「台灣文藝聯盟」後,創刊《台灣新文學》。以楊逵、賴和、賴明弘為首的許多左派有力文學者退出後,「台灣文藝聯盟」逐漸弱化,《台灣文藝》於1936年八月停止發行,聯盟本身之活動也趨於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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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張深切在台灣的一切行動都被特務監視。他即使放棄政治活動多年,仍然無法逃脫當局的糾纏。加上總督府對台灣的文化活動取締更嚴,漢文出版被品被禁止,他只好離開台灣,前往「淪陷區」的華北。由於當時台灣人擁有日本國籍,「漢族日本人」被日本軍方視為「中日橋樑」,在謀職上相當容易。1938年3月,抵達北京後的張深切,很快就擔任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訓育主任。

  張深切在北京除教書外,對文學仍不放棄,創辦了《中國文藝》。這本雜誌雖然是由日本軍方出資,擔任主編和發行人的卻是張深切。他提出四個條件:
  (1)編輯方針和內容不受任何干涉。
  (2)雜誌裡絕對不刊登任何宣傳標語。
  (3)保持純文藝雜誌的形態,不作主義思想的宣傳。
  (4)不加入其他新聞雜誌社所結成的團體做政治活動。

  這四個條件,獲得日方軍方全部允諾。《中國文藝》刊登散文、隨筆、小說、詩以及有關中國戲曲、繪畫文章,是一綜合性文藝雜誌,完全沒有任何政治色彩。周作人和張我軍每期都發表文章於《中國文藝》。如同張深切在創刊號「編後記」中所說:「吾人不怕國家的變革,只怕人心的死滅,苟人心不死,何愁國家的命脈會至於危險,民族會至於淪亡?」

  1940年,張深切因北京出版界內部中傷,以及佔領軍當局懷疑之對象,被貼上「反日」標籤。八月《中國文藝》二卷六期出版後,他被強迫辭職,《中國文藝》交給日本中央公論社接收。1945年4月,張深切被密告為抗日分子,遭日軍一四二○部隊三谷支隊逮補,險遭不測,幸得天津特高機關長浦野受一郎中佐協助而脫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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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張深切隔年返回台灣。洪炎秋出任台中師範校長,請他去擔任教務主任。戰前,張深切即活躍於中部地區,戰後,重返台中後,除擔任教職外,同樣也活躍於文化界,從事文筆活動,當時中部的大報《和平日報》即偶有其評論與追憶文章登出。

  1947年,228事件爆發,不堪國民政府迫害台灣人民起而反抗。張深切台灣人擔心傷及無辜,將校內外省老師集中保護。但國軍一上岸後,他立刻逃亡隱匿於南投中寮山。雖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義行,但他在中國實際生活過,知道老蔣軍隊的野蠻。有趣的是,只要有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無論左右,都是先逃再說。

  然而大多沒有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以為祖國的軍隊總不至於比異族的還殘暴吧?結果國軍一登陸後,立刻針對全島知識份子作了大屠殺,受害的名人包括: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煉、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複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

  這些不勝枚舉,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國軍既是前來「平亂」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顯然他們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裡,有那麼多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那是老蔣安排下有計劃的謀殺。經過這場知識份子大屠殺,台灣人從政的機會更少了。

  結束多年的逃亡生活後,復出的張深切從此對於公職不再感興趣,更加絕對的脫離政治活動,沈溺於中國古代哲學世界與文藝創作。晚年,他在台中市開設一家純喫茶的「古典」咖啡沙龍。1965年11月8日,在鬱鬱寡歡裡死於肺癌,享年62歲。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無論如何,台灣要復歸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一生徘徊在母國與祖國之間的張深切,他是第一個主張台獨來對抗日本的政治家,也是唯一同時參與30年代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作家,然而他最終不但放棄政治、也放棄文學。在一個沒有人權的國家裡,又何必空談主權呢?

台長: 管仁健

黃南瀛
曾請教中國割台後, 對台灣的態度, 以及台灣何時成為中國的&quot利益問題&quot, 這篇文章似乎解答了部分問題.

>>他為何會在中國而主張台灣獨立呢?他晚年時
>>說:「因為當時的革命同志,目睹祖國的革命尚
>>未成功,夢也做不到中國會戰勝日本而收復台
>>灣。
>>........
>>他知道了真正的日本,不是他在台灣時所想像的
>>那個殖民母國;真正的中國,也不是他在台灣時
>>所想像的那個祖國。

唉! 也許哪一天台灣人也會發現心目中的統一, 和現實中的統一不一樣! 台灣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恐怕永遠只有&quot利益問題&quot, 而無&quot感情問題&quot
2007-10-22 18:03:46
主權高於人權,這種國家主義的遺毒,至今都害人不淺
生在號稱自由的香港,也一樣身同感受
2007-12-29 22:28:31
咖啡
呵呵呵
凡是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
見到老蔣的軍隊登陸
不論是左是右都先逃再說

令人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小時候家裡有時來一位
沉默寡言長相斯文的叔叔
是老爹的同事
帶幾個小孩去崗山玩

後來聽說瘋掉了

長大後零零星星聽到一點他的事情
他是山東人
唸高中時跟校長一起出來
曾到過澎湖
又從澎湖送來台灣
長輩說起這話
都吞吞吐吐
2008-01-17 20:10:39
阿文
&quot中國的問題根本不出在主權,而在人權。人人都不知自己的生命價值何在?又怎能尊重別人的生命價值?&quot
這句話實在應該讓大陸人看看...
2008-06-17 17:44:57
甚清
但他也因此明白,打他的老師罵他是「支那人」,保護他的老師說他是「台灣人」,可以證明無論他表現怎樣優秀,身邊的人對他多友善,他終究不可能是「日本人」。

颇有不认同这段,实际上很有几个台湾人有变成比较有社会地位归化人的例子。

比如日清食品的创始人那位,台湾人对这些人的看法如何?我倒是很有兴趣。
2008-06-18 11:52:50
版主回應
台灣人在日本的發展是有「透明天花板」的。

吳百福改了日本姓,拋棄了台灣的妻女,這些你看新聞就知道。華人在以移民為主的美國與澳洲,都會受到排斥,在日本會如何,應該不難想像。

在相對法制化的先進國家,法律或與論都會保護少數族群,但要改變人心裡的種族偏見(或階級歧視),沒有這麼簡單的。
2008-06-18 13:40:53
我愛台灣>_<
可以轉寄或收藏嗎
這篇寫的超好
我真的好心痛被殺的台灣精英
真的 台灣那時能獨立就好了...
台灣人真的好可憐
2008-10-31 03:04:52
Spartan
謝謝版主的分享,我外公是日據時期台北市參議員徐春卿,小時候一直覺得奇怪為何父母親談到外公的事都要特別小心,感謝主,那段白色恐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2010-12-22 15: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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