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季，在菲律賓呂宋島上的原始森林裡，有一位隱居在這裡的日本老人自殺了。馬可仕政府以「無他殺之嫌」草草結案，卻引起日本國內朝日新聞名古屋本社三位社會部記者的好奇，跨國追蹤調查。
經過了明查暗訪，沒有另外的發現，但死者的遺書裡，卻揭開了另一個30年前「案外案」。7月19日朝日新聞以大標題專題報導：「讓我魂歸菲國叢林；原日本軍官在呂宋島自殺；單身移居多年，過著憑弔戰友的日子」。新聞出來後，日本國內沒什麼反應，反而勾起了台灣人的傷心往事。
死者小出周次當時六十三歲，名古屋市人，京都大學畢業，擔任過大藏省（財政部）及各大銀行要職，這樣一位日本的傑出人士，為何到在菲律賓的原始森林裡去隱居，多年後又自殺？
原來小出周次在二次大戰時，奉派在此地擔任軍官，在一次戰役之前，槍斃了十多位台灣少年兵。雖然他只是依戰時軍律而行，但良心的悸動不隨戰爭停止而平息，被遣送回日本後，這種歉疚也不隨時空轉換而削弱。讓他在三十年後決定單身回到這片原始叢林，以死來換取良心的平安。
朝日新聞調查出，小出周次屬下有135名台灣少年兵。他們都是「十三歲到十六歲，尚在年幼無知、天真可愛的少年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為何徵調這些尚在學校讀書的少年，還把他們送進這蠻荒的戰地？小出周次其實不用自責，這些罪孽應該是「超級戰犯」昭和天皇，與麾下的軍國主義政府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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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ヨンの歌 莎央之歌
花を摘み摘み 山から山を （從山這頭到那頭，不停採著花朵）
歌いくらして 夜露に濡れる （露水凝重的夜裡，以歌聲消磨時光）
わたしゃ気ままな 蕃舎の娘 （我就是那灑脫的山地姑娘）
親は雲やら 霧じゃやら （雙親像雲眷顧我，也像霧圍繞著我）
ハイホー ハイホー （嗨依喔～嗨依喔～）
谷のながれが 化粧の鏡 （溪谷的水，像鏡子一樣清澈）
森の小枝が みどりの櫛よ （森林的樹枝，像綠色的梳子）
わたしゃ朗から 蕃舎の娘 （我就是那開朗的山地姑娘）
花の冠で ひと踊り （頂著花冠，舞著蓮步）
ハイホー ハイホー （嗨依喔～嗨依喔～）
月の夜更けの 杵唄きいて （聆聽輕唱的杵歌，月夜更深沈）
なぜに淚よ ほろほろ落る （為何淚水悄悄不停的滴落）
わたしゃ年ごろ 蕃舎の娘 （我就是那豆蔻年華的山地姑娘）
深山そだちの 紅い花 （就像在深山裡盛開的鮮花）
ハイホー ハイホー （嗨依喔～嗨依喔～）
紅の檜に 黑髮寄せて （烏黑亮麗的秀髮，貼在紅色檜木上）
とおく眺める 浮世の燈 （遠處眺望著，塵世間的燈光）
啼くな可戀鳥 お前が啼けば （哭泣中可憐的你，別再哭泣啦！）
山の蕃舎に 霧がくる （山中的部落，將要被濃霧籠罩）
ハイホー ハイホー （嗨依喔～嗨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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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莎央之歌」（サヨンの歌），是電影「莎央之鐘」（サヨンの鐘）的主題曲，由西條八十作詞、古賀政男作曲、仁木喜他雄編曲；中文歌詞則由川島翻譯。雖用的是日本歌詞，卻充滿著極濃的台灣原住民風味，四○年代這首歌紅遍了日、台、朝鮮以及中國。至於電影女主角與主題曲演唱者，我們中國人也絕不陌生，她就是《何日君再來》、《蘇州夜曲》與《夜來香》的主唱人－－李香蘭(本名：山口淑子)。
《何日君再來》是電影《三星伴月》的插曲，本來由周璇首唱，但李香蘭翻唱後咬字、音質都更清楚，所以當時不但淪陷區流行，大後方也傳唱不止。後來鄧麗君再翻唱，七、八○年代還讓中國人「愛小鄧不愛老鄧」。因為「何日君再來」影射「何日『軍』再來」，台灣不准台灣人唱，免得日軍再來；大陸不准大陸人唱，免得國軍再來。中國的歌中國人自己不能唱，也是一件怪事。
《蘇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為李香蘭編寫。他以中國旋律為基礎，參考美國的曲風，紅遍世界。
《夜來香》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錦光為李香蘭編寫的歌曲，他參考了中國民小調，但旋律和節奏完全採用了歐美風格，譜成了輕快的倫巴，成為海外最具中國味的流行歌曲。
1932年滿州國成立後，次年日本人創造了一位歌聲甜美的歌手李香蘭，1938年被扶植成為日本佔領區的影歌紅星。1942年成為「東亞共榮圈」的國際巨星。
1945年日本戰敗後，她的日本人身份被揭露，1946年遣送回日本。1958年與外交官大鷹弘結婚並息影，後來擔任眾議員。雖然很多大陸人都已不記得她了！但她所主唱的「支那之夜」「東京夜曲」「夜來香」「恨不相逢未嫁時」，至今很多人還傳唱著。
至於1942年，亞洲最紅的巨星李香蘭，為何會來到台灣東部山區，拍了將近一個月的戲。就要從這部電影的女主角開始說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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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央（サヨン）是台灣宜蘭縣泰雅族「利有亨社」的原住民，1921年出生。在她17歲那年，族裡「利有亨社教育所」（蕃人學校）日本老師「田北正記」收到徵兵召集令，莎央在溪水暴漲的危險下，替田北老師扛行李，結果涉溪時被暴漲的溪水沖走，最後只打撈到田北老師的行李，莎央被認定「溺斃」。
1938年9月27日的《台灣日日新報》第七版，有一則標題為：「蕃婦跌落溪流，行蹤不明」的簡短報導，這個故事當然成了台灣總督府宣傳的好材料，多位官員到莎央家中慰問。
日本駐台第十八任總督長谷川清，在1941年4月14日，為了表彰莎央的「愛國」，還特別製作一銅鈴狀的「鐘」頒贈利有亨社。總督親率各級首長親臨，儀式非常隆重。
從1938年「蕃婦跌落溪流，行蹤不明」的簡短新聞，到1941年被「神化」成「愛國乙女ササヨン」（《理蕃の友》1941年9月號，頁5-8），不難想見殖民者的用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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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需要，日本政府乾脆請「滿州國」與中國第一紅星李香蘭，專程來台拍攝「莎央之鐘」（サヨンの鐘）這部「愛國」電影。
為了宣傳「大東亞聖戰」，電影更創作了「サヨンの歌」、「サヨンの鐘」、「なつかしの蓄社」這三首動聽的主題曲。「愛國」透過軟性的電影與歌曲潛移默化，被「想像」出來了。
影片一開始就呈現的是日本「治蕃」成果：原住民自給自足、勤勞純樸、男耕女織、一派祥和；而日本殖民者所帶進來的法律、教育、醫學並不違背原住民傳統，而是「共榮共存」。
女主角莎央（サヨン，李香蘭飾）則被塑造成一名仁慈、愛國、有愛心、純情的台灣原住民女子（或說是「標準的皇民」），為送行被徵召從軍的警察而失足落水而死。（男主角由老師換成了警察，日本人也怕被誤會成師生戀，編劇很有概念）
這樣的「愛國電影」，召喚的是殖民地人民的愛國情操與奉獻犧牲，所宣揚的是日本所帶來的現代化進步，卻又不扼殺傳統文化。於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美麗藍圖，就這樣，透過電影具體而真實地被「想像」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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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日本決定「南進」。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並侵佔東南亞到南太平洋諸島。12月12日，終於將1937年以來延用的「支那事變」，改稱為「大東亞戰爭」。
1942年11月新設「大東亞省」，管理新佔的南洋領土；另外把台灣、朝鮮等早期殖民地，移交給日本國內的「內務省」管理。此後台灣在法治上，即成為準「日本內地」的一部分。
但日軍對英美宣戰後，就陷入嚴重的兵源不足及素質低落之窘境。陸相東條英機於1941年5月，決定從次年起在台實施「特別志願兵」1,000人。
台灣因是殖民地，人民原本不用服日本兵役。可是在戰局的節節惡化下，日本政府終究還是在台灣實施了全面徵兵。1943年9月23日，台灣軍司令部、高雄警備府與台灣總督府共同發表聲明，將自1945年起正式在台施行徵兵制度。
從宣佈到正式實行期間，日本已在台灣募集了各二次陸軍海軍特別志願兵，以及三次高砂特別志願兵。所以從1942到1944這三年間，日本共招募了約4,200名漢族陸軍志願兵與1,800名原住民志願兵，以及11,000名海軍志願兵，合計約17,000名。
到了戰況極端惡化的1945年1月，台灣開始舉辦徵兵檢查，第一批45,726名受檢者中，甲等與乙等一級體位共22070名。同年3月正式實行徵兵，到終戰為止，共約20萬人以上曾接受徵召，但這數字包括曾接受徵兵檢查但並未正式徵召入伍者。另外某些原先在中國大陸、南洋等戰線的台籍軍屬，也曾以「補充兵」的身份被現地徵召成為軍人。
根據2000年10月17日統計，在日本東京皇宮附近的「靖國神社」中，因「大東亞戰爭」死亡而被供奉的靈魂總共2,133,778柱。這數字還不包括因「滿洲事變」和「支那事變」而戰亡者，可想而知所謂的「大東亞戰爭」對日本國民強迫犧牲及對整個亞洲帶來的空前浩劫。
另外根據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自1937年到1945年為止，台灣總督府總共招募了軍屬126,750名，從1942到1945年則征募了軍人80,433人，合計共207,083名；這20多萬人中，有30,304人在戰場上陣亡，比例高達15﹪左右！
我們以戰爭結束時台灣人口約600萬人計算，約每2,000人就有一人成為戰爭的犧牲者，可以想見戰爭對殖民地人民的無奈與傷害。而靖國神社從台籍30,304人的戰歿者中，挑選27,800人與日人「合祀」供奉。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日本名岩里武則），就是其中的「英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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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19歲那年隻身來台，曾流落在彰化（台灣中部），有一天在一個小鎮的火車站前，看見有幾個農村青年要入伍，父親嚇壞了。
上百的村民拉著布條，精神抖擻著唱日本軍歌、拿著歡迎布條，有的放鞭炮、有的奏軍樂。那幾個青年已先剃好了光頭，背著紅彩帶，抬頭挺胸、立正不動的等軍方來接人。
父親用日語和國語交雜，請問村民後知道，只要派出所（公安局）發一張徵集令到家裡，大家就會準時來火車站集合，而且這些費用都是他們自己出的。
父親看了聽了後，掉下淚來。在大陸時，國民黨在農村拉壯丁，是用草繩綁著一個又一個「實在不壯的丁」，看守的士兵子彈上膛，刺刀頂著；被拉的壯丁面容枯槁、垂頭喪氣，樣用這樣的兵去打日本鬼子。但在台灣，殖民政府徵兵卻只要用一張紙。
抗戰時，父親住在淪陷區，對日本人恨之入骨。但來到台灣，只要看到吐痰的，甚至只要聽到那種吐痰前響亮的清喉嚨聲，就知道這附近有外省人。本地人每天會清掃門前，為路樹澆水。沒有長官規定，也不用政府搞什麼「運動」。
父親感歎，日本人實在可恨，卻也實在可敬。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和中國人雖然血統一樣，外表分不出。但講到「公德」與守法，父親這樣的大學生，也不及那些沒受什麼教育的鄉下人。
日本人實在可恨，卻也實在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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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情況，大陸現在年輕的一代可能無法體會 。因現在並沒有立即戰爭的可能，而且在大陸當兵是一種穩定的職業，薪水、社會地位、撫恤金都不賴，危險性卻比當公安還低，流氓有槍的比較多。就像台灣的外省人報考軍校一樣，這是「志願役」，是「職業軍人」，搞不好「走後門」來當兵都有可能。
但父親看到的那些台灣入伍青年，是訓練完當二等兵，送去大陸打內戰。當時國民黨敗得一榻糊塗，外省人自己都千方百計想逃離大陸，這些台灣人也不至於笨到是出於真心，想送自己的子弟去當炮灰。
二次大戰時徵調去海外的台灣軍人，戰死殘廢的比安全回來的多（農村出身的軍夫的死亡率，絕對大於那些身經百戰仍能活下來的兵油子）他們聽不懂中國話，向左、向右的口令都搞不清，連逃兵都沒地方逃，這些台灣人不會不知道利害。很多台灣民謠「望春風」「望你早歸」，都是描寫這些軍夫的血淚。（李登輝的哥哥就是戰死在南洋）
但日本人的統治確實比咱們中國人高明，同樣「炎黃子孫」，人民可以被訓練到守法、自動自發到這樣的地步。雖然悲痛、雖然不捨，但還是守法，準時赴約。車站前地方鄉親送行那場面雖哀傷，卻有秩有序、精神飽滿。那種有尊嚴的景象，是感動父親50年的原因。
當然，隨著國民黨多年的統治、下野，如今台灣人當家做主了，當年日本殖民政府留下的優點，也剩沒多少了。這些事就送入檔案櫃裡存檔了事吧！
建立一種好習慣很辛苦，要花很久的時間，要破壞就快多，也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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