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Bruce Lincoln 的文章列出三大類宗教，請以這些類型的宗教來分析恩格斯農民革命文章中的三個宗教派別間的動態關係．
既存地位的宗教是擁有合法化主要組織的權力，並維持其財富、力量與聲望的宗教組織．宗教給予統治階層正當性而統治者則以特權賦於既存宗教的地位（國教）．它們捐贈資金給有利於維持舊有社會秩序的儀式，賦於神話許可或其他正當的理由，給予痛苦在這個世上的意義．
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長，副院長及其他高級僧侶由封建特權階層形成貴族階級．這些教會顯貴，控制大片土地，擁有許多農奴及依附農，並肆無忌憚地壓榨屬下人民．屬於保守天主教，希望維持現狀，並與帝國政府，僧侶諸侯，世俗諸侯，富裕貴族，城市貴族等聚集在一起．
抵制性宗教是相對於主流宗教的存在，既存地位的宗教不可能徹底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因此讓它們有些微的空間得以生存．這些抵制性宗教一般與外界隔絕，屬防禦性的社區．它們較為消極，拒絕接受部份或全部的既存地位宗教，對主要的宗教組織構成少許的隱性威脅，而這種威脅易被統治黨派污名化或鎮壓．
首先是市民階級的城市異教，它對一系列教條及戒律採取敵視的態度，在各城市公開反對顯貴／貴族僧侶的世俗封建主義及特權，並用武力在等級會議中居於有力地位進行反擊．而農民與平民的異教則是與起義結合在一起，它們認同城市異教的理念，並且要求在教區內恢復原始基督教的平等關係如農民與貴族的平等，平民和城市貴族及特權市民平等．平民異教是完全獨立的，它與市民異教並立．
隨後，路德（派）出來反對天主教會，但它的立場尚未明確，為了代表所有異教與天主教正宗信仰對抗，他得將所有反對派份子團結起來．它將農民和平民，溫和的市民和部份低級貴族，甚至諸侯等都捲入革命的潮流．然而每個群體將路德反對僧侶的號召及有關基督教的自由的解讀方式不同，因而導致各種派別的形成（革命性），各派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派）轉為和平發展及消極抵抗，成為市民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與統治階級展開妥協和買賣交易．
當革命爆發後，路德控訴農民起義採用暴力，他曾翻譯聖經，內容成為平民運動的武器．但他也用這個武器反轉過來反對農民，把下層人民及市民階級的運動都加以否定．
革命性宗教直接對統治的黨派展開抵制的組織，當社會秩序惡化時，它們有一套論述來抵制或取代統治階層的正當性，並維持社群的團結，跨越先前的封閉性展開對外部各個群體的團結，不僅僅是傳教或抱持防禦的態度，而是主動地提出輿論，反對統治勢力以物質控制社會來凝聚它們自己．
除了上述與路德分道揚鑣的派別，另外在革命派當中的佼佼者是托馬斯．閔采爾．他首先加入再洗禮派，這個反對派不斷加強公開反對的力道，且宣稱「末日審判」及「千載太平的臨近」，它們具有「幻想，狂熱，有預言的靈明」的特徵，終致與當局產生衝突．閔采爾在布拉格與其他反對派接觸，對禮拜儀式進行改革，捨棄拉丁文，將全部的聖經內容都歸納進選念範圍，同時將附近地區的宣稱工作組織起來，成為下層人民反對僧侶的運動中心．他號召區域的諸侯和人民用武力對付羅馬僧侶．
與市民階級宗教改革分道揚鑣之後，他就以政治鼓動家的姿態出現．他的神學哲學理論同時攻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論點，他傳佈泛神論，將聖經與理性對立起來，退去儀式中神聖的外衣．推崇沒有階級差別和私有財產的社會，不依附不加入革命的都應該推翻，不僅在德意志，而是雜整個基督教世界貫徹他的論述建立一個同盟（包括諸侯和貴族都必須加入）．他的政治理論和革命的宗教觀點有高度關聯，但他的政治理論遠超出當代的社會政治條件．不過他仍舊隨即地組織起同盟，加強其革命的力道，攻擊僧侶和諸侯，貴族，城市貴族．
閔采爾的激進派與路德的溫和派開始激烈的衝突，並遭到統治階級的打壓．而農民與平民的憤怒情緒使得他的宣稱活動特別順利，面對搜捕，他利用廣泛的反對派人脈四處遷徙，展開宣稱旅行，用宗教的預言來鼓動人民起義，引起廣泛的回響和實際的變動．
因此從上述中可看出抵制性宗教發展為革命團體有兩個轉型的條件，一是它們有強烈的「末世論」和「千禧」傾向，一致認為現狀的不幸如社會、政治或經濟的功能不良，認為新的統治體制及新時代即將來臨．二是既存的政權其正當性必須還在，而統治仍舊穩固．新的意識型態會取代舊有的，有足夠的力量抵制既有政權，不衹是企圖推翻王權，甚至以「神聖」的自由和平等取而代之．它們的儀式會表現出對既有宗教的刻意褻瀆，對過去的「神聖」公開侮辱．在革命成功之後展開內鬥將知道如何革命的人除掉，往既存的宗教逐漸轉型．
而之前的主流則演變為另一種抵制性宗教，即反革命的宗教．它們有「以往的鄉愁（good old times）」，抵制現狀，企圖恢復舊有的體制．這可能就是起義後，諸侯，貴族，城市貴族和路德等派別在未來可能會走向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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