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生存基礎的破壞
本文不再著重分析以前筆者在論著中反覆分析的一些問題，比如腐敗、貧富差距、基層政權黑社會化以及大量資本外逃等等，因為有這些問題的社會往往也能長期生存。從根本上來說，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4個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這個底座堅實與否，從長期來看，決定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狀態；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關係的道德倫理，這是社會整合必不可少的文化親和力，相對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倫理是軟性的，但也更具有張力，在日常生活中對社會成員的行為起規範作用；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衡量的具體指標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這是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一種強力約束。除了第四點與制度有關，可以在短期內改變調整之外，前三者是長期的生存要素，且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
（一）生存基座──生態環境的破壞
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主要取決於人口數量、消費增長和技術能力（指消耗單位資源所產生的環境損失）的相互作用。中國的人口數量為世界最大，近25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費增長也相當快，而利用資源的技術能力卻相當低下。從共產黨建政以來，中國的環境生態就處於一種被過度掠奪的狀態（如大躍進時期的亂砍亂伐，「要高山低頭，要河水讓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來尤甚。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曲格平不止一次談到，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資源、能源的高消耗上，這種傳統的發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態惡化，環境污染觸目驚心[10].威脅人類的所有污染種類，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固體廢物污染、化學污染正在迅速侵蝕著中國的肌體，對中國的未來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土地地力遞減，沙化、鹽鹼化、板結等各種土地質量惡化的情況都已經大面積出現，沙漠化面積現在已佔整個國土面積的38％，對人均耕地本就緊張的中國來說，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同時，對礦物資源的掠奪式開採導致一種極其矛盾的現象出現：資源綜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資源消耗量卻達到極高，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礦物消耗量為發達國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僅有三分之一轉化為產品。中國7,000多個礦山中現在有一半因掠奪性開採已經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聯合國公佈的不適宜人類居住的20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11].
環境生態破壞對中國社會的惡劣影響，現在可能已經基本達成社會共識，至少在知識圈內與受過教育的人群當中是如此，這比前幾年還有學者大力介紹西方「先污染後治理」的「先進經驗」時有進步。值得一提的是腐敗加劇了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與生態環境的全面惡化。可以說，目前許多中國官員決策的出發點已經不是國家與人民的長遠利益，而是算計自己在每一項決策當中所獲得的個人收益。在這種算計下，中國的生態資源不可避免地處於被極度掠奪的狀態當中，生態環境迅速惡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國政府在20世紀末以生態系統為賭注的超級豪賭──「三峽工程」。
近20年來，中國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產生賄賂的機器。三峽工程這個將來在歷史上要備受指責的工程，其出台與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飯的利益集團長年累月的遊說活動有關[12].三峽工程的興建也為大量貪官污吏提供了尋租機會，如搬遷中用於安置移民的土地，許多根本沒有真正用於移民搬遷及小城鎮建設，而是被一些部門、地方政府搭移民搬遷的「快車」，違法佔地炒賣，謀取私利。如四川省忠縣石寶鎮政府將徵用的土地以高價轉讓給建設單位和個人，1997年收轉讓費每畝達9萬元以上，2000年每畝高達20萬元以上，從中獲得巨額利潤。而喪失土地、失去生活來源的農民卻得不到依法律規定應有的補償[13].中國當局表示，已經有97名參與長江三峽工程的政府官員因從工程中謀取私人利益被判貪污罪，其中一名官員被判死刑。審計官員則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峽工程而被迫遷居者的款項中，有5,200萬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蹤了。四川省重慶市雲陽縣高陽鎮4位農民何克昌、溫定春、姜青山、冉從新因向政府部門反映地方官員大肆貪污移民款的問題而被逮捕，被控以「聚眾擾亂社會序罪」和「洩露國家機密罪」，並在獄中受到殘酷折磨[14].因三峽工程造成的嚴重污染雖然在中國國內是絕對禁止討論的話題，但已經廣為國際社會所知，如對氣候、水文條件等的影響[15]，還有各種地質災害接連不斷地發生。三峽工程開工8年來已滑坡3,465次，崩塌變形高達1,190多次[16].如果說三峽工程對環境的改變是間接緩慢的，其長期後果目前還難以評估，那麼工程直接造成的污染則時見報端。
列舉中國環境污染的結果，還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清單。假如按照綠色GDP計算中國為經濟發展付出的生態環境代價，可以說中國這23年的發展是負值。這一評估其實也為官方研究機構的測算所證實：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每年由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占GDP的比重達到8％以上[17].按照常識，官方的這一估計只會低估，實際情況遠比官方承認的更嚴重。根據這一官方估計，每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增長率大約在8％左右）基本上被生態環境破壞的損失所抵消，中國的經濟「繁榮」其實屬於以生態環境惡化為代價的破壞型增長。1949年以前中國發生動亂後重建社會時，尚有完好的生態系統做為重建社會的依托。而經過近幾十年的掠奪式「發展」之後，中國的生態系統已經相當脆弱，無法支撐起十幾億人的生存與發展。
（二）社會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壞
從道德倫理方面來看，當下的中國正處於空前的「禮崩樂壞」的狀態。政府官員的高度腐敗與整體性道德敗壞，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要言之，中國政治精英在這20多年當中經歷了從有信仰到無信仰，從無信仰到耍無賴，最後走向黑社會化的一個過程。且不談社會良知以及其他較高層次的道德觀念，連處於較低層次的一些道德倫理準則，如維持社會成員之間關係的信用（信任）都不復存在。這裡只分析與中國政府賴以立黨立國的經濟建設息息相關的經濟信用問題。
中國的信用嚴重失常關係到政府、行業協會、信用中介機構與信用消費者等4個層次。政府在這方面起了相當惡劣的示範作用，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虛假信息的製造者與提供者，統計數據造假與「為維護黨與政府形象」而製造假新聞均舉世聞名。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共產黨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躍進」期間，那時的產量造假達到非常荒唐的程度。這在鄧小平時代前期（20世紀80年代）有所收斂，但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僅憑幾個經濟發展指標就決定幹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勵大量政府官員造假，虛誇之風重熾，於是中國政府又回到了習慣性的數據造假這一軌道上來。「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就是中國公眾對這種政治文化的形象概括。
官方曾公佈了一些懲處數據造假的消息：1997年下半年，國家統計局、監察部、國務院法制局聯合開展了全國統計執法大檢查，共查出統計違法行為6萬多起，其中虛報、瞞報、偽造、篡改統計資料的占56.7％。國家統計局政策法規司司長葉長林特別指出，這6萬多起是情節比較輕的，故稱「統計違法行為」，此外全國還立案查處了1.5萬起情節比較嚴重的統計違法案件。2001年全國統計系統又查處統計違法行為6.2萬多起[18].
這種造假之風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已經成為官員人格的一部份。大多數政府官員都是具有兩麵人格的人物，他們最擅長的「為官之道」就是能輕鬆自如地隨時轉換兩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員們習慣用官腔官調講各種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成克傑、陳希同之類有關「廉政」的說教曾被編成語錄集錦發行，但這絲毫不意味著他們將按照自己的公開說法施政與生活；實際生活中，這些官員貪污受賄、嫖妓養「二奶」，魚肉百姓，胡作非為。官場的迅速腐化墮落必然引致整個社會的墮落，中國成了一個犯罪率最高的國家。許多地方的基層政權行為更是已經徹底流氓化，與黑社會沒有本質區別。
由行政法規限定角色的行業協會從誕生之日起，就兼具政府代理人與民間組織代表這樣的雙重身份，隨時輕鬆自如地轉換角色，在不同的場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體是其生存條件：在政府面前，他們代表企業；而在企業面前，他們又儼然是政府的代理人。
在缺乏誠信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信用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等，既缺乏信用觀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壓力，違規做假賬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一些客戶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迫使會計師事務所造假，如果會計師不協助客戶造假，就有可能失去業務。近幾年發生的股市欺詐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見會計師為虎作倀，協同企業造假。
合同履約率可被用來測度經濟生活中的社會誠信程度。據「2003年中國信用論壇」公佈的信息，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40億份，而履約率只有50%，經濟合同失效的現象非常嚴重，同時在訂立的合同中違法合同竟高達占6％；全國每年由於合同履行中缺乏誠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855億元（作者註：相當與GDP的5％）；由於企業間不講信用，互相拖欠貨物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達3,000到4,000億元，占全國流動資金的20％[19].
在一個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社會裏，人與人的關係空間緊張，善惡是非更被嚴重顛倒，維繫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僅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獲得與維持也充滿了爾虞我詐。缺乏誠信的社會已經沒有健康發展的可能。
作者﹕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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