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胡錦濤溫家寶兩位中國實權人物十分難得地說了兩句實話，向全世界揭破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危机。第一句是：“中國經濟已經出現泡沫化，已經出現了危机和嚴重的通貨膨脹傾向，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強硬手段來挽救中國經濟。”第二句是：“大陸經濟問題不是簡單的經濟改革問題，根本上是結构問題和政治體制問題。”——特別是后一句話，實在是說到點儿上了。只可惜說得太晚了！
核心問題是中國經濟“過熱”（也就是“高速增長”）背后的政治秘密。
中國經濟學界對中國的“高速增長”早有定論，即：得不償失。中國的科學研究、技術設備、經濟效益等等，几乎是樣樣不如人家，憑什柹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家？不就是不計成本，加大原材料、資金、勞動力的投入嗎？因此，中國政府和官方經濟學界雖然在公開宣傳中對高速增長沾沾自喜，一會儿是“世界第一”，一會儿是多少年就要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私下里卻不斷要求控制速度。他們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長不是好事而是中國經濟的不治之症，是災難。因此，他們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僅僅要求“适當的”高速：速度太高，成本受不了；速度不高，“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無從體現，且失業激增政權不穩；于是乎，控制增長速度就成了中央政府不可稍有疏忽的要務。
怪就怪在速度不那么好控制。用經濟學家們的話來說，就是：“提高效益年年講，年年落空；控制速度處處提，處處失控。”所謂“經濟過熱”，就是指這种失控狀態。形象地說，在中國，“經濟過熱”就如同春風野火，稍不留意，就成燎原之勢。由于產權關系不合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自身利益与經濟效益之間沒有形成正常的對應關系；評价地方官員和企業主管能力与政績的標准仍然是產值，他們的利益仍然和產值的高速增長成正比。只要這种情況得不到根本改變，不計效益的高速增長就永遠有難以遏制的動力。當然，這一輪“過熱”又上了一層台階，是直接沖進銀行搶錢了。這個問題兩句話說不清，下次再談。
那末，中央政府為什柹也在一定程度上追求“高速增長”呢？——他們要用“高速增長”來換取政權合法性。——經過多年摸索，政府和經濟學界認為只有維持（統計意義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長，才能緩解新增勞動力就業壓力和維持繁榮的景像。中國現政府的統治權既非人民通過選舉直接授予，亦非依血統傳承，只有不惜代价維持經濟繁榮，用高收入、高福利來換取民眾的支持，所謂“花錢買穩定”。經濟學家們其實是深諳其中奧妙的：“為什么一定要達到8%？經濟學家說是為了保證就業，維持信心。……（事實上）經濟增長速度長期以來已成為我國政權合法性的主要源泉。”（楊帆）就這樣，8%增長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線”。
几年前，我在《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一書中算過一筆大帳：上世紀末，為了追求“高速增長”，中國每年所投入所破坏的資源与生態環境，用生態經濟學的方法折算為貨幣，大約在年均20万億人民幣以上。簡略地說，中國每年的毛收入（GNP），還不及投入總成本的1/3。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或民族也在干這种自殺性的賠本買賣嗎？沒有，除了中國，一家也沒有！
為了維持一個政權的統治，我們所付出的成本是否過于高昂？
在當代史中，為了民族的生存，或為了統治者個人的權欲与專斷，我們都曾經付出過慘重代价。除抗戰与內戰找不到估算數字，其他重大損失為：
“抗美援朝”戰爭損失約1,000億人民幣；
“大躍進”直接經濟損失約1,200億人民幣；
“文革”動亂十年經濟損失約5,000億人民幣；
“三線建設”十几年損失約6,000億人民幣。
——有哪一次戰亂哪一次浩劫比得上今天我們在和平日子里所支付的資源与生態代价？
——無論怎樣計算，本世紀前八、九十年因戰亂、災變和統治者一意孤行而付出的代价之總和，都大大低于后十來年因“高速增長”而付出的資源与生態代价，甚至低于近期每一年所付出的資源与生態代价。
令人倍感沉痛的是，為生產“合法性”這种極少數人需要的政治奢侈品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幣、美元或黃金，而是我們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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