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格林伯格(C.Greenberg)雖然有一定強的理論性，用康德的理性批判作他的現代派藝術發展邏輯開路先鋒，核心卻是簡單直接的「好」/「不好」（competence）？（關於這點和審美判斷的關係，我希望遲些講杜福（de Duve）的Between the lines時再講。）但若你問我這「好」/「不好」有沒有標準，我會反問有沒有客觀這回事？「有沒有客觀這回事？」的問題的答案，若果是見仁見智的話，那麼見仁見智又算不算是種現實上的共識？這種現實的共識又算不算一種客觀標準？理性問題由始到終都是個爛纏難搞的問題。
但我自己是否越來越相對主義？我從一些對韋伯的批判中也已略覺一二，但這我只可以說，是我的無奈。在我自己的準則中，我想我仍舊是很絕對主義、極權、有點法西斯。但最近看了套不記得名字的黑白片，那（法國？）知識份子三言兩語就從尼采跳到法西斯，我和片中的猶太人也一樣只有無言以對，我雖然覺得兩者有根本性的差異；但正如米勒（James Miller）在《傅柯的生死愛慾》開首就說過：「尼采的哲學總讓我感到困惑和憤怒，因為尼采的某些追隨者犯有殺人暴行，而我又不能依據他的哲學的內在邏輯（這種邏輯迄今無人能夠駁倒）找出消除這種暴行的簡單方法。在奧斯維辛後，弄清過一種深思熟慮地『超越善惡』的生活的涵義，就顯得特別有必要了。」但試問可以如何弄清？
我只知道，現代性自我揭示了合法性不是自給的，權力意志和創造性神話不過是面對合法性危機而生的進一步產物，正如回歸傳統的自明合法性的退一步產物；兩者之間，就見仁見智。至於中間位置，恐怕再沒有中庸的和諧，獨剩悲劇的張力。一如蘇格拉底當初站在街中，堅稱什麼也不知道，他運用的是理性，信奉的是神明。發展到了神學，到底仍是遇上了那老問題，即它在「以信求知」面前的同樣無奈。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間外，有舊約和新約之間，還有中世紀拉丁文化…系譜一路路分解下去。美學接著在十八世紀出現時，也要面對同樣的尷尬處境（感性/知性？）。到我們的時代，美學則一是讓位給藝術社會學（政治-藝術），或是無限上綱的審美化（藝術-政治）。意外發現梁文道原來也引用、並改寫過波依斯（J.Beuys）的想法，講過話：「我們更好說：藝術可以是政治的，政治可以是藝術的。」但事實上，「美學」-「理論」講的是「審美」-「距離」，和兩個方向都不太相干。
我在看牛津當代學術入門的《神學》冊時，就找到了我看神學書興趣的心理影子的描述，簡納為是出於我個人對世界觀要求一種高度整合（一神論的神學模式）。但在舍斯托夫致別爾嘉耶夫的一封信中，舍斯托夫就這樣說過：「要知道偶像不僅能用木棍制作，而且能用思想制作。真理「統一」就是偶像之一。似乎是，而且人們也都那麼說，「統一」結束了「敵視」，「愛」的紀元開始了。其實完全相反。任什麼東西都沒像統一思想給世界帶來那麼多敵視，而且是最殘酷的敵視。」
（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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